邻家大男孩——鲍春来

 

   他虽然在国际羽坛声名赫赫，也多次在国际大赛中夺冠，但生活中的他犹如一个很乖很乖的邻家大男孩。他内敛、单纯、善良、为人处事简单，不张扬。他各方面人缘颇好，让你能无时无刻感觉到他是个踏踏实实的运动大男孩……

   很久没有见鲍春来，一是因为马上奥运会，所有的国家队场馆都禁用了，所以，我们明星羽毛球队就自然地被‘请’出了国家队训练馆；二来，国家羽毛球队都在奋力备战奥运，每运动员都卯足了劲想在家门口拿个最好的成绩，所以，见到小鲍的机会也少之又少了。很多人喜欢鲍春来不是单单因为他高大英俊，在运动员中出类拔萃，也不是因为他在专业成绩方面的突出，频频夺冠。而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那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人——一个真实的无敌小鲍。

   鲍春来见到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表情，就是他亲切的微笑。一张英俊的脸上总挂着一副真诚友好的笑……

   今天相约好了，终于在国家队宿舍门口花坛餐厅见到这位神仙了，他依旧那么帅气，依旧那么内敛。只是因为最近长期的封闭训练，脸上略微显得有些疲惫。他依旧那么待人彬彬有礼，吃相依旧狼吞虎咽……

   有位女记者曾经对我说，鲍春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帅的男运动员。虽然我觉得她说得有点过、有些夸张，但最少鲍春来的确是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在平时生活中的小鲍也是个非常可爱的邻家大男孩，他从不与人为敌，从不斤斤计较自己物质利益的得与失，这一点极为难得；而在赛场上，他却勇于拚搏，成绩也一直在国际上名列前茅。在每个接触过小鲍人眼里，都会深深感觉到，鲍春来是一个为人极其真诚、简单、善良、善解人意的人，这种单纯的人格魅力，正是小鲍在社会上拥有着众多追随者的原因。而鲍春来在谈到自己最崇拜的人时却说，从做一个好男人的角度来讲，必须具备责任心，有很强的个人魅力，而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人就是李永波，他说李永波总教练是他最敬佩的人。

 

 

鲍春来：一个好男人具备的五大素质

 

   鲍春来认为作为一个好男人，得具备五大素质：第一，就是有责任心；第二，要宽容、仁义；第三，有内涵；第四，有魅力；第五，有头脑。说到这些，一向谦虚的小鲍认为自己远远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但他会去按这个方向努力完善自己的品性。而鲍春来说至少自己观点认为，李永波总教练都就具备这些特点，所以小鲍说最他敬佩的人就是他们的这个头了。在和李教头相处的近十年的岁月里，鲍春来说单在生活中而言，李永波对自己的队员们应该说是那种在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他随时随地都会观察队员们的情绪，给他们调节，让他们放松。正因为这种随时随意中的关怀，让自己包括所有的队员们心里都很踏实，因为头的一举一动都随时给予队员们一种信念。因此，他说，李永波最少是自己心目中最有男人魅力的人。

   小鲍的这些话您可能认为是在‘献媚’于总教练的话，可是笔者认为，他是发自内心的，其一，鲍春来的性格向来是很多教练所喜欢的类型，他与世无争，听话，又能出成绩，在对他真正好的人，他没有理由不感慨一番；其二，鲍春来是李永波手里的一张和林丹平起平坐的王牌，比起个性突出的林丹，鲍春来生性很内敛，在国际羽坛的成绩也颇为突出，国家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功臣，李永波没有理由不喜欢象他这样比较得意的弟子。

  但熟悉国家队生活的人都知道，无论你是练什么项目，有一个无微不至关怀自己成长之路的教练，不管是在训练、比赛场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一个好的教练总能给予自己运动员最好的后备保证，这也是运动员能取得国际很多大赛好成绩的有力保证。所以，鲍春来认为李永波就是这样的好教练员的想法，正因为如此由然产生，也是小鲍对他这位名声赫赫的总教练李永波道出一番真情流露。小鲍说，他很幸运能碰到李永波这样的好头，使他们这些运动员在日常生活和训练上没有任何的顾虑，就会一心一意去训练，去打比赛。而他们最想回报总教练的就是拿出最好的成绩。

  在单纯的小鲍眼里，在长达十年的相处后，他觉得李永波就是这么一个让他欣赏的人……

   

  

   鲍春来的技术特点：身高臂长，动作灵活，打球悟性较高。但比赛经验欠缺，心态仍显稚嫩，临场发挥起伏较大。有人认为他在赛场上缺少了霸气，可是他的性格很温和，所以，他在走一条适合自己的球路，以柔克刚。正因为他待人友善的个性为他赢得了许多支持者。相信在08年的奥运会上，无敌小鲍鱼会克服重重困难，登上冠军奖台。

   对于08奥运之路，小鲍直言他希望自己能够有所突破，而所谓的突破便是自己在性格上的改变。曾经，他以为保持自己沉默的性格就是好，但是经历了2007年的脱变之后，他明白自己应当展示自己的霸气，那才是场上给他最大动力的源泉。而张扬的一面也正是他在场上放松心态的一种表现，鲍春来希望自己能够用这一点在自己的第二次奥运征途中画上圆满的一笔。

 

 

鲍春来的运动成绩：

 

1990年进入长沙市业余体校羽毛球培训班

1994年8月进入湖南省羽毛球队集训

1995年10月正式进入湖南省羽毛球队

1995年在湖南省第8届运动会上他代表长沙市队夺得男单冠军。

1998年入选国家青年队

1999年进入国家队

2000年第五届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冠军
混团冠军

2000年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

2000年全国羽毛球锦标赛男单第三

2001年 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冠军；

2001年九届全运会团体第三

2002年汤尤杯男团第三

2002年 全英公开赛男单第三名

2002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八强。

2003年 新加坡公开赛八强

2003年 马来西亚公开赛八强

2003年德国公开赛四强

2003年香港公开赛四强

2003年中国公开赛八强

2003年第八届苏迪曼杯混合团体第二

2003年第十三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第三

2003年第五届城市运动会男双冠军 男单第二

2004年 汤姆斯杯团体冠军成员

2004年瑞士公开赛亚军

2004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亚军

2004年第十三届汤姆斯杯男团冠军

2004年中国公开赛亚军

2004年全国羽毛球锦标赛亚军

2005年中国大师赛亚军

2005年苏迪曼杯团体赛冠军

2005年十届全运会男单亚军

2005年中国香港公开赛男单亚军

2005年中国公开赛男单亚军

2006年汤姆斯杯男团冠军成员

2006年韩国公开赛男单冠军

2006年印尼公开赛亚军

2006年世锦赛男单亚军

2006年中国公开赛亚军

2006年 担任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

2007年 马来西亚公开赛亚军

2007年 韩国公开赛第三名

2007年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第三名

2007年 印尼公开赛亚军

2007年 中国大师赛八强

2007年 菲律宾公开赛十六强

2007年 世界锦标赛季军

2007年 好运北京·羽毛球奥运测试赛亚军

2007年 丹麦羽毛球公开赛亚军

2007年 法国羽毛球公开赛亚军

2007年 羽毛球四国邀请赛冠军成员

2007年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冠军

2008年 马来西亚公开赛八强

2008年 韩国超级公开赛八强

2008年 汤姆斯杯男团冠军成员

 

 

                                             中国明星羽毛球队

 

 

 

 

　　86岁的高文彬仍然保持着老派上海文人的作风，接受记者采访时穿着整洁的衬衫，头发也一丝不乱。他找出一叠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资料提供给记者做参考，依稀可见他当年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做秘书时的风格。“很可惜，当年我从日本带回国的很多资料和照片，现在都找不到了。”时年25岁的高文彬作为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的翻译和秘书，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东京大审判，现在他却成了在世的唯一一位亲历东京大审判的中方代表团成员。
　　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由中、美、英、苏、法等11个国家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历时2年零6个月，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国际审判，又称“东京审判”。这期间，法庭公开开庭800余次，英文庭审记录近5万页，书面证据共43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法庭用了整整7天才宣读完毕。
　　颇为遗憾的是，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经历，当年的主要几位见证者——向哲浚、梅汝璈、倪征（日奥）等，都未曾留下回忆录。而经历了二十余载磨难的高文彬，虽然也曾想写一本回忆录，但几年前的一场大病也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如今，高文彬关于东京审判的片断回忆已成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口述◎高文彬  记者◎李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涩谷原来日本士官学校的旧址，法庭是在一个小高地上，来往车辆要从下面花几分钟开上去，上面是一大块平地。进门口有一个小花园，中央有一个小土堆，土堆中间竖立着一块木制的标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Military Tribunal FarEast）。花园后面是一座大楼，这里原来曾是日军陆军士官学校，也是日本陆军司令部所在地。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如今却成了其罪行的审判地，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法庭后面宽敞的地区是练兵场，盟军在这里进行射击训练或者马队训练等。
　　3楼是各个国家检察官的办公室，我就在3楼办公，2楼是法官们的办公室，原则上法官和检察官之间不能接触。向先生的办公室是一大间一小间，我跟朱庆儒秘书在外面大间，向先生在里面小间。朱庆儒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派来的，不懂英语，也帮不了多大忙，向先生外出或在下面出庭时，我必须守在办公室接收文件、处理公务等，所以一般上午10点以前我不能离开办公室。只有空闲时，我才找机会下去旁听。
　　审判大厅在大楼一层，是由以前陆军士官学校的礼堂改建的。大厅呈方形，法官席和被告席遥遥相对。法官席有上下两排:前面是书记员或秘书，上面一排是法官席，当中是审判长韦伯，右边是美国法官，左边是英国法官，再其次是中国法官。梅汝璈对这个安排表示不满，因为在日本侵略战争中，中国的牺牲最大、人员伤亡最大、财产损失最大、历时最久，所以把中国放在英国旁边是不合理的，他甚至以脱法官袍退庭来“威胁”。这样僵持了大概1个多小时，韦伯最后还是妥协了，决定按照投降书签字顺序排定法官位置。这样，坐在庭长左边第一位的便是梅汝璈。
　　26位被告战犯分成两行坐在法庭的另一边，辩护人席在他们的下面。第一天开庭时，那个鼓吹对外侵略的日本理论家大川周明，坐在东条英机的后面，第一天开庭大川使劲在东条的光头上“啪”一下子。东条回过看他，只好苦笑。大川周明还要打第二下，被站在最后的美国宪兵拉住。其他人都面无表情，只有大川周明一个人在“耍”。结果他被送到美国的医院里检查，当时的结论是他精神不正常，不接受审判。本来是28个被告，两个死在监狱里，一个装疯的，实际上受审的只有25个。审判结束后，大川周明还自鸣得意地说自己没有疯，他是装疯的，法院被他骗了。
　　检察官与翻译们，都坐在法官与被告之间的区域里。他们前面有一个不大的讲台，讲台上有红色和蓝色两种指示灯，显示为蓝色的时候停下来，显示为红灯时可以发言。这里还有记者席和旁听席，各个代表团的成员、家属都可以旁听，审判东条英机时，东条的儿子、妻子都出席旁听。这一块也对普通的日本民众开放。国际法庭在门口有一间小屋，日本民众都可以到那里领取旁听券。
　　每天开庭时，11个国家的法官排队到场。法庭进门处有一个司仪官，法官们来之前，他会高声喊:“Allpersonnel standup”——所有人站起来;法官们坐好后，他又喊“Allpersonnel beseated”。我后来看了那部电影《东京大审判》，里面的人说“Pleasestand up”，“Please sitdown”，这并不是法庭上的语言。所以后来有人来采访我，我说他们应该先来了解一下，法庭上用的词都是专门规定的，不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国际检察官的台子是一条长桌，两边可以坐七八个人。检察官与法官不同，不必每天都到，只有审到与自己国家有关的部分时才需要出席。但是法官必须每天都要出庭，比如审到中国部分时，新西兰法官其实完全与它无关，但他也必须出席。为了防止拍照时的强光刺激，很多法官出庭时都戴一副黑眼镜，不过后来这也成了一种“保护”，外人也看不到他们是否闭着眼睛。还有的法官有时低头在纸头上写写画画，也算是一种休息和消遣吧。
　　和法官们一样，全体被告每天都要出席。每天早晨，先由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将这些被告从关押他们的巢鸭监狱中提出，用美国军用巴士送到法庭，前后各有一辆美国军用吉普押送。军车的车窗蒙着黑布，外面完全不可能看到里面的情况。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
　　对于这场审判，当时中国政府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所以明显准备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但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只有13位，相比之下苏联派了70多位，美国的更多。而审判一开始，最让中国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的是英美法系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大陆法系。在大陆法系是究问制——先假定你有罪，然后由被告方来证明自己无罪，再由检察官来提出控告；而英美法系以对质制为主，以证据为中心，首先假定被告是无罪的，然后由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法官如果认定证据不足，可以拒收，所以在英美法中证据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东京审判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机构的庞大和辩护律师的众多，每一位被告除了他自己聘请的几名日本籍律师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为每个被告配了一位美国律师，理由是这些被告不懂英美法。这些美国律师大多都比较有名，虽然法庭付他们的钱并不多，但这些日本战犯大都属于日本高层，家里面很有钱，所以这些美国律师在法庭上表现得也很敬业，拼命为他们辩护。辩护团一共有100多名日本律师，再加上近40位美国律师，以20多名被告而拥有一百数十名的辩护律师，这不但是纽伦堡法庭没有的，而且是任何法庭上或任何审判中所罕见的。由他们组成的庞大的国际辩护团，使得法庭的审理过程充满了激烈的对抗，也使我们中国代表队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和压力。

　　　　　　　　　　　　　　　　　　　　　紧急应对

　　东京审判采用对质制，让我们一下子目瞪口呆。以一般中国人的理解，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举世皆知，还需要什么证据？所以当时中国方面对审判的唯一准备，便是由向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向军事法庭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的战犯名单:位列第一的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其次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知道他已经自杀，第三则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
　　但是，中国方面的一纸名单，对于检察方是远远不够的。军事法庭采用英美法系，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唯一标准。所以审判开始后，向先生赶紧回国寻找精兵强将支援审判，这样，倪征（日奥）在1946年11月份便补充进来，担任中国检察官的首席顾问。倪先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待人比较和气，英文很好。除了他之外，还有3位顾问:一位是倪先生的同班同学鄂森，一位叫桂裕，他们都毕业于东吴法学院，还有一位是来自中央大学的法学教授吴学义。
　　客观上讲，审判采用英美法系，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倪征（日奥）先生晚年一本书里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法庭作证时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台。”我也记得秦德纯好几次出庭时，都被美国律师反问得很凶，他好像一下子懵掉了，不知如何回答。
　　除了观念上的差异，取证也有难度。那时候国内战争已经迅速向南推进，倪先生也无法回东北取证；在东京，日本投降前有计划地销毁了很多证据，要找到具体证据难度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在有效时间内拿出足够证据的话，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很可能会逃脱正义的惩罚，如果不能把他们绳之以法，那我们在东京法庭的这些人怎么回来面对国内的老百姓？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在东京的那些人真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
　　后来倪先生想出一个办法，他通过向哲浚与总检察长联系，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已被盟军封起来的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中国代表团派懂日语的刘子健和吴学义，在里边足足翻了10个日夜，寻找证据。日本十几年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作战命令、来往电报等，难以数计，必须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比如，板垣征四郎在做陆军部大臣时，曾经发布命令，要求在中国打过仗的日本军人回国后禁止谈论在中国所做过的事情。这条命令的证据很重要，为什么不准日本人回去以后谈论在中国所做的事情？说明他们心里有鬼。
　　南京大屠杀的证据相对比较好找一些，向先生在去东京参加审判之前，就已经在南京地区进行调查、搜集证据。正式开庭时，除了我们提供的上千件书面证据以外，法庭还接受了两个美国牧师作为目击证人，他们当时在南京难民区工作，亲眼看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其中一个就是马基，很有名，他用摄像机拍摄了一段资料，是南京大屠杀留存的唯一影像，当时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播放了。还有两个中国商人到庭作证，他们当时曾被日本兵集中起来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两人侥幸不死。扫射时，他们抢先倒下，前面的死人倒在他们身上，日本人以为都死了，随后他们偷偷沿着护城河逃了出来。
　　说服溥仪出庭作证，应该是我们对被告最有力的一击。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在长春时来不及逃走而被苏联红军俘虏，苏联后来同意将溥仪及其他几位关押的关东军一起引渡到日本出庭作证。因为溥仪是属于苏联管理的战犯，苏联人用军用飞机送到日本，住在苏联驻日代表团。
　　溥仪到了东京后，中国代表团派刘子健和裘劭恒到苏联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去看溥仪，溥仪还送他们纪念品。袭劭恒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他们，特别害怕，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们一再向他说明: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他做傀儡侵略中国的。溥仪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去的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他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才同意出庭作证。
　　溥仪是1946年8月出庭的，在东京引起了轰动，整个法庭都坐得满满的，好多日本人来旁听，包括我们中方工作人员也会去旁听。大家都好奇，想知道“满洲皇帝”是什么样子。开庭的时候，苏联方面就用车子把他送到法庭，审完了再接回去。溥仪是穿西装出庭的，戴着一副玳瑁边眼镜，风度还挺好的。溥仪在法庭上全部用中文回答，他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然后由工作人员翻译成英语和日语，但他经常在旁边给翻译人员一些示意，表明他的英文程度相当好。
　　检方希望溥仪出庭来证明日本人是怎样利用他这个傀儡，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而日方辩护律师则想极力证明，溥仪是主动与日本人勾结、自愿登上“满洲”皇位的，所以控辩双方的交锋特别激烈。对方律师穷追不舍地追问，几次让溥仪近乎失态。他指证日本怎么把他从天津绑架，从天津送到东北去做傀儡皇帝，还提到夫人谭玉玲怎么被日本人害死的——这其实只是他的怀疑——日本人为了监视他，想让一个日本女中学生嫁给他等等。他甚至情绪不能控制，拍了桌子。据说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都抖了，但我只注意看溥仪，没注意到板垣的表情。
　　庭审结束后，溥仪含笑在证人席接受记者摄影。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纪录。审判结束后，他又由苏联军人押回海参崴。最终法庭还是采信检方的证据，证明溥仪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一个傀儡，这也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较量

　　按照程序，审讯开始后，先由总检察长季楠把日本的侵略行为做一个概括介绍，日本律师来总体辩护，然后再由各个国家的检察官分别检控，中国排在第一位。第三部分，是审理每个被告的个人战争罪行。
　　涉及中国的部分，主要就是二大板块:一块是东北、华北，一块是南京大屠杀。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都是在“东北、华北”这块受审的。我在上海读书时就听说过土肥原的名字，没想到终有一天会在这样的场合见到他。土肥原大概左边脸有毛病，一紧张脸抽搐。他大部分时间闭着眼睛，坐在被告席上，偶尔睁开眼，低头在纸上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中国境内，特别是东北、华北，谁不晓得土肥原，谁不知道板垣？但是这个证据很难找，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军队里的特务，通常都是秘密活动。尤其是土肥原，他懂北方的地方方言，对东北、华北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官僚非常熟悉，他常常扮中国人的样子到市区里面去活动，日本人本来跟中国人就很相像，他又能讲地道的北方话，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他是日本人。为了证明他有罪，我们必须与那些精明的辩护律师们斗智斗勇。倪先生在法庭上引述《奉天特务机关报》的文章:“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土肥原的美国辩护律师立即反驳说:这里讲的是一只老虎，与土肥原贤二无关。倪先生也还击说:在日占区，土肥原、板垣就像老虎那样可怕。法庭当即爆发出哄堂大笑。
　　审判前，板垣征四郎一直声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300回合。他的辩方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九一八”是偶然事件而不是有计划侵略，“满洲国”根据“民意”成立，“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等等。而倪征（日奥）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让板垣无话可说。
　　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南京大屠杀，或许是因为南京与我的家乡上海很近的原因。审判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旁听的人特别多，起初很多日本人都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因为当时日本由军人当政，对国内的言论严格控制，日本兵在外面做的坏事情，报纸上从来不宣传，只说他们怎么勇敢作战，所以普通日本民众根本不知道日军在外面犯下那么多惨无人道的罪行。审判退庭时，我正巧碰到旁听的日本人离开，女的看到我们中国人就低着头，不敢正视我们。为什么？她们觉得羞愧！
　　中国部分结束后，开始进入太平洋战争的审理阶段，东条英机先是在这一单元“出场”，因为他与偷袭珍珠港事件、发动对美战争有关，而涉及中国的并不多。有很多盟军方面的美国人参加旁听，实际上也是为了“参观”东条英机的。
　　被列为一号战犯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在1947年12月法庭开始“个别审判”时，又一次成为焦点。曾在日本战败时开枪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仍然穿着军服出庭，但不佩戴徽章。平时空了一半的记者席都坐得满满的，摄影记者争取用闪光灯拍下这历史性的一幕。法庭有200张对日本民众的免费旁听券，但黑市上已经卖到500日元一张，而当时日本人月薪也就两三百日元。
　　东条英机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比较傲慢。他不回避自己的战争罪行，但极力为日本天皇开脱。对裕仁天皇是否也应被列为战犯，当时也是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梅汝璈曾代表中国政府，主张天皇应接受审判，但在各方力量斡旋下，最终天皇被免于战争责任。
　　当中国部分结束以后，我们的空闲时间多了起来，有空时我到资料室查查资料，看看新闻之类的。1947年的一天，我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看到了1937年的一张照片，上面登着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的头颅数量作为比赛，最终以向井杀死106人“获胜”，而野田失败的原因，是军刀“卷了刀刃”。照片上两个人并肩站着，用军刀撑地，脸上竟然还露出得意洋洋的笑。211名中国人惨死在他们手中，想到自己的同胞就这样被他们屠杀，我心里说不出的悲痛和愤怒。
　　我把这份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通过倪征（日奥）先生转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这两人——战后这两人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当中，悄无声息回到国内，隐匿于市井之间。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寻几乎持续了半年，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盟军看到了他们。刽子手已经脱掉军装，头裹白布，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他们后来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甲级战犯是在东京受审的，而乙、丙级战犯，则在中国国内的不同地区接受审判。后来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载上说: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抽完最后一支香烟，他们被拉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1948年4月16日，对这些战犯的审理程序基本完成，此后，法官们将对被告逐一量刑。这对法官来说又是一场较量，因为那个法庭是由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的，要判一个人死刑，必须要经过半数法官同意才能判。当时11国法官对主要被告是否判处死刑发生了严重分歧，主法官韦伯主张将战犯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而印度法官则提出所有被告无罪释放，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和慈悲为怀”。法国、澳大利亚的法官以本国已废除死刑为由主张轻判。如果有6个法官不赞成死刑，那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确非常紧张，每天睡不着觉吃不好饭。这期间，梅汝璈先生做了大量工作，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官也主张判处死刑以严惩战犯。11名法官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决定战犯的生死，最终以6∶5的微弱优势，决定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以绞刑。
　　中方对这一结果还是基本满意的。之前我们特别注意5个战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和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武藤章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罪魁，小矶国昭当过国防大臣，前4位都被判了绞刑，小矶国昭是无期徒刑。现在也有人说一大遗憾是细菌战没有被列入审判的环节，但这其中的内幕我不太清楚，也没听向哲浚谈起过。
　　这场审判耗时2年多，梅先生当年在接受上海《申报》采访时也曾提及审理迟缓的原因:一是案情太复杂，牵涉过广——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由松花江一直到南太平洋群岛，涉及的国家多，搜集到的各项证据数目庞大而繁多;二是语言问题，通常需要用英语和日语进行翻译，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辗转翻译，最为费时。比如溥仪出庭作证8天，实际只说了两天话，其余时间都在翻译上。此外，英美法系周密的诉讼程序、不同国家法理认知差异造成的冲突等，都是迟缓原因。有人算过账，每日费用约1万美元，比纽伦堡法庭费用高3倍，总额共计750万美元。
（感谢张庆娜提供的大力帮助）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1期抗震救灾深度报道之四，敬请查阅更多内容

　　猫头鹰连锁餐厅里的女服务生“运用女性的性感招待客人”，于是这家餐厅被称作“堕落之地”。至于女员工的外表，员工手册上做了严格规定:热裤“不许穿太紧，不许把屁股绷出来”用大写字母做了强调；没有规定腹部是否可以袒露；身上不许打孔穿环，尤其不能戴舌环；不许文身；绝对不许露出文胸的肩带，哪怕是无心之举；如果要穿袜子只能选肉色系的连裤袜；还有，必须“微笑！！！”看了这样的规定，这家餐厅给人的印象居然如此……纯真！

◎李孟苏

　　　　　　　　　　　　　　　穿小背心、热裤的女孩为你服务

　　诺丁汉的猫头鹰餐厅（Hooters）是个老少咸宜（对男人而言）的好去处。那儿可以大杯喝酒、大块吃食，“优质的食物由活泼迷人的猫头鹰女郎奉上”（其英国官方网站上说的）——她们看样子超不过25岁，白色弹力小背心、橙色热裤下青春洋溢的肉体呼之欲出，满脸灿烂的笑容。中年人看到她们怀旧得心潮澎湃，恍惚看到了30年前暗恋的拉拉队长，年轻人也感到荷尔蒙分泌加快了速度。猫头鹰餐厅的创始人罗伯特·布鲁克斯（RobertBrooks）生前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的运动主题连锁餐厅会失败:猫头鹰餐厅已在全美46个州、全球23个国家开了435家连锁餐馆，每年收入达10亿美元。2003年，他对《财富》杂志如是说:“漂亮的女人、凉丝丝的啤酒、食物，这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
　　要说食物，猫头鹰里的美式简餐不外乎水牛城辣鸡翅（鸡翅不裹面油炸，拌以辣椒酱、黄油、醋、蒜的混合酱汁，配上芹菜和蓝奶酪汁食用）、热狗、冷虾拼盘，菜单常年不变，不要说米其林评鉴专家，稍微有点美食追求的人也不以为然。运动主题，那就更不新鲜了。它的独特卖点是集拉拉队长、冲浪高手、邻家女孩于一身的女服务生“猫头鹰女郎”，这样的女孩猫头鹰餐厅在全球雇用了1.7万个。餐厅经营者毫不掩饰姑娘们的身体是猫头鹰餐厅的著名招牌。在诺丁汉分店——英国唯一一家猫头鹰餐厅——的外面立有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闪着雪白牙齿的金发猫头鹰女郎。餐厅内挂着波霸女郎的照片，菜单上咧开嘴笑、横卧的金发姑娘照片旁是恺撒沙拉、酸橙馅饼的介绍。纪念品柜台里有“2008年度猫头鹰女郎”日历，最小的T恤衫是3岁孩子穿的，上面写着“生活始于猫头鹰”。
　　猫头鹰餐厅的顾客以小伙子为主，他们直言不讳“为女孩”来的，女招待们也不否认多次听到诸如此类的言语。为了迎合这类顾客，员工手册里规定服务生有职责“运用女性的性感招待客人”。十几岁的男孩喜欢在店里开生日派对，猫头鹰女郎们会配合地围过来唱生日歌，她们还要和顾客玩“湿T恤衫拔河”，那T恤可是事先在冰箱里冰过的。猫头鹰女郎也常常有惊人之举，美国某分店一个叫凯拉·艾伯特的姑娘，穿着极紧的T恤和极短的迷你裙搭飞机，被赶了下去。她尽可能遮住身体重上飞机后，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为了挽回尊严，下飞机后她脱光衣服给《花花公子》拍了照片。有了姑娘们的热情，餐厅里果真散发着其网站上说的“健康有活力的氛围”，足以帮顾客排遣愁闷，所以明星O.J.辛普森在他涉嫌杀妻案的审理期间最喜欢光顾这里。
　　如此大张旗鼓展示年轻女孩的身体，猫头鹰餐厅遭到诸多批评和嘲讽，主要针对女孩子们穿的勉强能遮羞的“工作服”——如果那身短打也能被称作工作服的话。“没有了突出性特征的女招待和软色情，男人到那儿干什么？他们可以在肯德基买到更便宜更好吃的鸡翅。”英国男女平等和反性交易联合会的主席说。批评者有个共识，认为餐厅给了男性顾客许可，可以公然表达对女性的厌恶，把女服务生当做一块肉。激进的美国学者、女权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卡罗尔·亚当斯（CarolAdams）在她那本引起争论的《肉食的性别政治》（TheSexual Politics ofMeat）中总结猫头鹰餐厅里的消费行为说:“不管男性有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是在公开表达对女人的厌恶，虽然这种厌恶看上去无伤大雅，没有伤害性。”于是，你不会奇怪，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西方顾客拍摄的猫头鹰餐厅上海分店女侍应生的短片，评论中国女孩身材太肉，像只口袋。因此猫头鹰餐厅每开到一地都会受到部分居民的抵制和抗议。
　　不久前，猫头鹰集团总部宣布，现在中国大陆都有4家连锁店了，英国仅1家，4年内将在全英国开41家店，今年主攻伦敦、曼彻斯特等5个中心城市。今年是猫头鹰集团25周年庆，英国计划是其重要内容。对于这一计划，苏格兰反对得最激烈。苏格兰工党主席尖刻地批评说，布鲁克斯吝啬得连做工作服的布料都舍不得多买几寸，把“可耻的”财富建立在衣不蔽体的女孩身上，“在苏格兰，对女性施暴的问题非常严重，这种企业文化根本无益于职场上的男女平等”。南部海滨埃塞克斯的一个女研究生，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劝说当地城市委员会抵制猫头鹰餐厅的扩展计划，“这些制服女孩穿得少到了极限，就像在进行比基尼比赛，洋洋得意，似乎她们在色情俱乐部工作。这是对女性身体的剥削”。
　　反对者还认为，餐厅会给周围的社区、商业环境带来极坏的影响，比如刺激色情产业的发展。以诺丁汉分店为例，那儿成了纯男人聚会的场所，散场后小伙子们便在周围找妓女寻欢作乐。一家调查公司深入研究过这种男性派对，他们组织了两个晚上的派对，其中一晚在猫头鹰餐厅，暗示会有“全球最著名的猫头鹰女郎”服务。那晚，派对以大家进入脱衣舞俱乐部而圆满结束。

　　　　　　　　　　　　　　　“胸脯＋餐馆”的猫头鹰经营创意

　　一位曾为猫头鹰餐厅服务的律师总结它的企业文化时用了两个字:食色（Breastarant）。发明了“胸脯＋餐馆”商业创意的布鲁克斯是个食品发明家。20世纪60年代，布鲁克斯把他的植脂末配方卖给美国各航空公司实现了资本积累，然后又创立食品公司出品沙拉调料和酱汁，大力推广“新鲜自然”的饮食概念，还办过乡村俱乐部、公路摩托车拉力赛和地产公司。80年代他因为把独创的奶昔配方卖给快餐连锁巨头“汉堡王”而成为餐饮界新崛起的大亨。1983年，他和5个来自美国中西部，梦想永远在佛罗里达过晒太阳、喝鸡尾酒生活的酒友在佛罗里达州开了首家猫头鹰餐厅。第二年，布鲁克斯凭借“胸脯＋餐饮”的创意吸引来另一伙投资者，共同把猫头鹰餐厅做成了全球品牌，他也被尊称为“世界铁翼司令”。
　　布鲁克斯和伙伴们尽最大可能发掘了猫头鹰女郎的价值，开发相关的电子游戏、日历等附加商品，建立慈善基金会，举办选美比赛、高尔夫球公开赛。美国高尔夫球星扎克·约翰逊说他记忆最深刻的一次领奖是2002年获得猫头鹰高尔夫公开赛的冠军，奖杯由猫头鹰女郎捧来，“鸡翅，女郎，我感觉此刻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猫头鹰”还展开“翅膀”，成立航空公司，专飞美国知名高尔夫度假地，空姐当然穿白背心、橙色热裤。布鲁克斯最大胆的创举是在拉斯维加斯建了一座带赌场的大酒店，和赌城地标米高梅大酒店面对面。“猫头鹰”羽翼之下俨然已是商业帝国。
　　餐饮是猫头鹰集团最重要的业务，惹出的麻烦也最多。1997年，美国数位男子联合起诉餐厅只用女性服务生，搞性别歧视。猫头鹰集团胜诉后，便把法官裁决中所说的餐厅用工策略乃“性别适任的需要”挂在了嘴上。至于女员工的外表，员工手册上做了严格规定:热裤“不许穿太紧，不许把屁股绷出来”用大写字母做了强调；没有规定腹部是否可以袒露；身上不许打孔穿环，尤其不能戴舌环；不许文身；绝对不许露出文胸的肩带，哪怕是无心之举；如果要穿袜子只能选肉色系的连裤袜；还有，必须“微笑！！！”看了这样的规定，这家餐厅给人的印象居然如此……纯真！
　　“猫头鹰”的管理层坚持认为:“猫头鹰女郎们有和超级模特儿辛迪·克劳馥、娜奥米·坎贝尔同等地运用她们天然的性感来谋生的权利。”并说，做猫头鹰女郎和做高等法院的法官一样，都是女性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在于，猫头鹰女郎在工作中遭到的性骚扰远远多过女法官。一位起诉雇主使她陷入性骚扰困境的前佛罗里达猫头鹰女郎说，她受到的“不适宜的性评论、性要求、未经同意的触摸一波接一波，以至于这个环境让任何心智正常的女人都无法工作下去”。诉讼案件的具体数量不得而知，一位前任美国猫头鹰餐厅经理对媒体透露说，大部分案子都庭外和解了。
　　在美国，猫头鹰餐厅女孩上岗前要签署一份免责条款:“我特此认同和肯定猫头鹰餐厅的理念建立在女性性别特征的基础之上，工作中基于女性性别特征的玩笑和暗示实属平常……我特别承认，没有发现我的工作职责、着装要求、工作环境存有冒犯、胁迫、敌意、无礼的因素。”学者卡罗尔·亚当斯认为:“这些条款明摆着是说，猫头鹰餐厅的女雇员乐意受到性骚扰。”
　　布鲁克斯出生、成长在南卡罗莱纳州一个自律、严格的基督徒家庭，在家乡声誉卓著。两年前他去世了，下葬那天，1000多人来参加葬礼，表达了他们的崇敬之意。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1期，敬请查阅更多内容

　　秦风说，做收藏这种事情，需要一点狂热。他不缺。十几年前，当这个本名徐宗懋的台湾人以“秦风”为名开始收藏老照片的时候，就已经全身心地沉浸在还原历史的情境之中了。从台湾地区辅仁大学西班牙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为《中国时报》做记者，秦风曾在南非、利比亚、菲律宾、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尼加拉瓜历经战火，子弹曾从他脖颈后部穿过口腔，差两厘米就击中脊髓，几乎没命。看透了死亡，所以更热爱真实，不管是当年收藏老照片还是现在痴迷于记录中国历史的西洋版画，秦风希望的都是能为大历史提供细节和多元视角。
　　当年他收藏老照片几乎散尽家财，曾为了得到一组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测绘的地图和照片，他抵押房子才换得25万元人民币。而现在，当他把关注从老照片转向记录中国近代史的西洋版画，仍然是不惜所有的劲头。秦风用两年时间收藏西洋版画已经超过1000张，说到个中经历，最大的困难仍然是资金，“筹钱、借钱、卖东西”。只是一切甘苦，他觉得都值。

记者◎曾焱 图◎秦风老照片馆提供

　　　　　　　　　　　　当发现中国收藏领域的这个缺失，他开始朝思暮想

　　秦风涉足这个新的收藏领域始于编辑《跨越海峡》期间。他说，台湾地区其实有一批藏家多年前就开始收藏西方人百年前的铜版画，但只跟台湾主题有关。当时他要找的是中法战争的绘图，尤其是跟马江海战或福建城市景观有关的，可是他求助的那位友人没有这一主题的收藏。他最后好不容易在台北某拍卖公司的目录上找到几页法国《画报》，正是1884年刊印的马江海域铜版画。通过这次经历他发现，无论是视觉效果或纪实作用，高画质的历史事件铜版画都比模糊不清的老照片要强很多，于是他开始考虑收集关于福建风情的铜版画，作为自己图像史料的一部分。他想到了认识8年的荷兰朋友蓝柏。这位蓝柏先生专在欧洲收购台湾主题的老照片和文物，每年都会带一批东西到台湾地区，卖给收藏家朋友，和秦风也曾交换过老照片，很熟悉彼此的喜好。2007年春，蓝柏如约给他带去一批1884和1885年的法国《画报》和《画刊世界》，关于中法战争的铜版画大约五六十份，这是秦风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法国人关于这场战争的绘画记录，非常兴奋，立刻用一批珍藏的印度尼西亚老照片交换。当研究稍稍深入，他发现中国人在这个领域有一种收藏缺失：中国内地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实经常引用西方绘画，但目前博物馆和美术馆并没有这方面的收藏，这意味着如果要出版原件，只能到欧洲的博物馆去借，或者到欧洲文物市场上去找，通常这是大单位才能办得到的事。秦风近年和内地出版界接触也比较多，以他的经验，这样规模的工作从立项、组织队伍、编列预算、外事接洽，到取得材料再开始编辑，起码三五年，最终的结果还很难说。“或许过去条件较差，比较没有寻找原件制作的精神，图像史料绝大多数都是长年翻拍使用，习以为常。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绘画数量相当多，但至今中国人尚未系统性地收集和整理。”多年来他都对图像史料欲罢不能，这个新的收藏方向让他朝思暮想，“最后变得好像不做就会得忧郁症一样”。
　　秦风面对的问题首先是资金，以目前文物市场价格的高昂程度，他感觉独自完成这个收藏计划可能会有困难。另外就是收藏途径。在西方，有关中国的版画收集研究曾位列显学，收藏者众多，旧报刊市场上的好东西大多已掌握在各方藏家手中。秦风的一个朋友就告诉他，法国文物商店里比较常见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画报，1900年以前的已经很少见了。考虑再三，秦风觉得唯一可行的是找到愿意割爱的收藏家，说服对方成批转让。在几个朋友帮助下，他买下了首批藏品，这些藏品仍然来自荷兰朋友蓝柏，对方将自己手中收藏多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以及庚子事变的铜版画和石印画转让，这些版画曾刊载于不同的法、英画报，时间从1860年一直延续到1901年。目前秦风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刚刚整理出书：《老北京与西洋铜版画典藏》和《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各收录180张铜版画；另外一本《西洋铜版画与近代中国》，收录了130张，主要反映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以及南京、舟山等长江沿岸的城市和乡村景观。这些景观今天多半都不在了，这批版画对近代城乡地理研究很具文献价值。6月15日，北京今日美术馆将以他收藏的180张版画举办一个展览——“西洋版画与北京城”，策展人是陈丹青。他和陈丹青因为抗战老照片的收藏而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出书，陈丹青的书正好也在那里出，我们成了不错的朋友。我给他看新收藏的西洋版画，他就有了在北京办展览的想法”。最初秦风也只是想用这些收藏办展览，但现在他想把它拓展为一个美术类别来研究，“中国人玩收藏，有个不良循环：高价收藏的东西，往往是最好的东西，可因为最好，又往往成了最隐秘的私藏，不能发挥它对于公共教育的价值。这些西洋版画具有历史价值，我希望能从收藏延伸成一种文化的使命”。

　　　　　　　　　　　　　　　了解自己的历史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参照

　　秦风的部分重要收藏来源于法国《画报》旧刊，其中“庚子事变系列”的彩色版画，他收有36张。据秦风考查，《画报》发行量大约几千份而已，所以他收藏的这些版画，每版发行应该不超过3000套，而且肯定是第一次印刷。他介绍说，版画在人类印刷史和美术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在照相印刷尚未问世之前，每一张画都需刻一块版，而且印刷比例只能一对一，十分费时。一份画刊如印有20张大小一样的插画，就需要刻20块版。版的质材通常有石版和铜版两种，铜版是坚硬的金属，可以刻出精细的条纹，印出来的效果异常精美，收藏价值更高。可以说，当时作为大众读物的欧洲画刊，印出来的石版画或铜版画，每一份都是赏心悦目的美术品。由于兼具新闻纪实与艺术鉴赏双重价值，这种形式的画报深受读者喜爱，著名铜版画家也同样名列时代巨匠，他们的单张作品成为中产阶级喜爱的收藏品。即使在照相印刷兴起几十年后，版画形式的画报仍然畅销，根本原因是它的美术魅力让人难以舍弃。
　　对于自己收藏的这些版画，秦风认为它们的功能首先是新闻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摄影术诞生不久，照片成本依然昂贵，传播范围也不大，所以版画在新闻传播上仍然担当着主要角色，和它在美术观赏上的意义相比，传播性和实用性显得更重要。比如法国《画报》，是当时巴黎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小日报》(LePetitJournal)的周末增刊。《小日报》1863年创办，1944年才停刊，最初只是日报，有时事报道，也发表受市民欢迎的小说连载，发行量一度超过百万份，于是才在1884年有了《画报》增刊。《画报》的卖点，就在封面和封底刊登的这些大幅精美版画，用版画来报道一周内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有关中国的新闻，如1883年和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6年李鸿章出访法国、1899年庚子事变，都通过这份《画报》刊发传播。
　　在秦风的这批收藏里，除了一些英美画刊根据照片找人创作的铜版画，如1900年的北京城大清门、八国联军在紫禁城进行凯旋仪式等场面，另外还有几位引导西方看中国的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画师的作品。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作品对西方产生长久影响的“东方画家”主要是约翰尼斯·纽荷夫(JohannesNieuhof)、威廉姆·亚历山大（WilliamAlexander）和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
　　16世纪欧洲与中国活跃的贸易关系，引发了17世纪欧洲各国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出版高潮。最早关于中国的直接描绘，是荷兰人约翰尼斯·纽荷夫1665年在他书中发表的铜版画。他曾是绘图员兼水手，1656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到访中国，他将自己从澳门到广州的一路所见都用文字和素描记录下来，回国后辑录为《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一书，“荷文版”在1665年出版，英文版则在1669年出版于伦敦。他对中国地貌风景和建筑物的描绘，让欧洲人第一次有机会见到有关中国的视觉形象。
　　英国人威廉姆·亚历山大和托马斯·阿罗姆分别生活在18和19世纪。身为建筑师和插图画家的阿罗姆并未到过中国，他广为流传的铜版画集《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China,TheScenery,Architecture,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Empire)出版于1843年，其实是依据18世纪英国画家威廉姆·亚历山大的一本水彩画册而创作再现。1792到1794年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LordMacartney）使团到中国，亚历山大以画师身份随访，绘制了一批水彩画，记录使团所到之处的形貌，有乾隆皇帝接见使团的宫廷场面，也有坊间百态，出现了官员、士兵、民间艺人、纤夫、轿夫、剃头匠等各色人等。它们不但是18世纪西方了解中国的最早图绘资料，还成了此后西方人关于东方景象的一个重要创作源，包括阿罗姆的版画集。英国国家图书馆有一个“东方与印度”主题的印刷—绘画部，收藏了很多东印度公司时期关于中国家具、建筑、贸易等方面的图绘，其中就有亚历山大当年描画中国的这本《亚历山大素描册》。从阿罗姆的版画看，西方对中国的观看多半还停留在赞美的阶段，仍然呈现着他们想象中的理想帝国，比如对北京城的描绘，城楼宫殿即使和本来面貌有出入，也多是变得更加高大巍峨，尚且维持着一份帝国的体面。在秦风的收藏里，其中一张就是阿罗姆描画的北京西直门外景色。画面上有城墙、箭楼、西直门、角楼、护城河、牌楼，城门外是各色人物，即使是老照片中也找不到这样细节丰富的全景。尽管有些细节经过了两代画师的艺术加工，但仍不妨碍它再现老北京的景象。
　　秦风说，3个世纪以来，中国主题的西洋版画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图像记录，它体现了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和中国的交往态度以及对中国的想象。到1920年以后，版画在报纸上慢慢被淘汰，它的传播性才告结束，秦风说：“我估计目前存世的西方记录中国历史和事件的版画，大大小小，总量大约有数千种。这些版画的传播，曾集体影响到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了解自己的历史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参照，我想这就是收藏和整理这些版画的意义。”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1期抗震救灾深度报道之四，敬请查阅更多内容

• “个人问题”专栏：
   《乡村教师》              作者：胡成瑶（湖北）
  
  链接：《三联生活周刊》欢迎广大读者给本刊投稿

　　建设部成都灾区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谈灾区重建：
“为什么我们农村种植有技术指导的，养猪有技术指导的，盖房子却没有”，“建立覆盖乡镇的‘建设安全审批制’应该成为这次城市重建的核心内容之一。”

主笔◎朱文轶

　　三联生活周刊:你3次到震区，我相信，你在现场，对于建筑问题，对于房屋质量问题，一定有比大多数人更深入的观察。
　　吴志强:我是带着问题去现场的，一直在做对比，哪些房子是倒的，哪些是不倒的，为什么倒？为什么不倒？所有倒的房子后面，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不倒的房子。怎么会那么大反差？反差的原因是什么？
　　我在灾区看到，一些房子砖头上面架预制板，没有圈梁，地震来了，砖头、预制板没有张力，只有压力，砸下来就压死人。圈梁就像房子的腰带，把房子箍了起来。房子四面墙接头的地方，圈梁里的钢筋必须有一定长度的搭接，一些倒塌的房屋圈梁内的钢筋居然没有搭接。我记得有一处房子，1层有圈梁，没倒；2层有圈梁，没倒；3层圈梁圈了一半，没圈的那一半坍塌了。盖房子完全没有规范。
　　但在彭州市这个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的县级市，全市城区没有一所学校、一家医院的房屋在地震中倒塌，死亡的3个学生是在操场上被飞来的瓦片、砖头击中。我在彭州市看到一所学校，墙上挂的科学家像都45度倾斜了，但学校的房子却没有倒。

　　三联生活周刊:是建筑结构的不同造成的吗？
　　吴志强:结构应该是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现在太把精力放在结构上面，大家想问题，就只想到建筑结构牢不牢的问题。这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同一个地方，房子面对同一震级的破坏出现那么大的个体差异？首先是居住安全体制，或者说规划审批制度的前两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注意到，大量死伤的是那些居住在没有经过安全审批制度的建筑里的农民。这反差是特别巨大的，是成倍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国家农村地区是所有建筑都没有经过审批环节吗？
　　吴志强:当然。农村居民点一直都是原来在哪儿就在哪儿，从来没人对这些重新规划过。我们国家整个城市规划起步就很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也很少。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有工业项目建设，才要去选点，才知道城市建筑要有选点，选点以后要有布局，才慢慢在城市里建立规划制度。“文革”以后有过一次对规划的大推广，但这个过程是由点到面的，农村远远没有被覆盖。
　　这几年搞新农村建设，陆续在一小部分农村搞整体规划。我这次到灾区一看就很清楚，哪些地方是经过新农村改造过的，哪些没有，真的是一目了然。一边是联栋的房子，抗震明显就好得多，一边是农民自建的孤零零的房子，东一处西一处，全成了废墟。现在看，新农村不仅是社会问题，是保命保财产的问题。当然，这要做到实处。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提到的“安全审批体制”的前两个环节是指什么？
　　吴志强:规划选址是第一道防线，这个防线不守住，后面的防线就很累很累。你在哪里选址？在哪里安排建筑？哪里安排居民点？选点的好坏在这次地震里，对于整个农村的幸存或者毁灭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看了很多震区房子后发现，房屋倒塌和震向密切相关，房屋走向和震向垂直的话，损伤明显小得多。在重建规划中，一定要考虑这个因素。房屋走向和地震断裂带走向交叉，抗震能力就可以提高。以板式结构为例，板式方向与断裂带走向垂直的话，至少可以提高3度。我们虽然不能精确预报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震的强度，但是知道了断裂带的走向以后，一旦发生地震，地震波的传递方向所导致房屋晃动的方向，还是有规律的。这必须要由审批体制来解决。
　　第二道防线是建筑平面的设计，这对抗震强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设计中选择什么样的建筑平面模式？是纵横向交错的设计？是拉成很扁的一条，还是方的？是单个的建筑，还是群体的建筑？是做成坡屋顶的，还是平屋顶的？
　　再比如，卫生间、楼梯间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中间就是个安全桶，放在边上就是一个生命逃逸系统。我要求所有重建规划中，卫生间四面都是现浇的，如果这样还怕房子倒吗？一出问题就往卫生间里跑，既有水，又是整个屋子里的最小空间，根本垮塌不下来。那么，平面设计师们就要思考究竟在图纸里把这个逃逸系统放在什么地方最为合理。
　　第三道防线才是建筑结构。这“三道防线”的安全审批体制也是我们灾后重建规划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联生活周刊:但我在灾区采访的一个经验是，很多山区地方土地稀缺，既要保护生态，又要发展经济作物，建房空间对他们来说是奢侈的，很多农民只有依山而建。另外，现有的财税体制也不利于农村事权建设，这个审批制度恐怕在农村仍然并不好推行？
　　吴志强:研究地震断裂带，避开断裂带，不是说一定要有很大一块平地才安全，可以更加节约地使用土地。如果统一安排，用地可以减少很多，甚至还可以退出来很多;也不是钱的问题，不能把责任都推到贫穷上，钱没增加多少。房子是总要建的，房子的总量是不变的，是房子造在哪里的问题，怎么造的问题。这是程序问题，不是开销问题。卫生间、楼梯间的选择，房屋的建筑平面模式，这些环节和建筑成本关系不大。
　　我的困惑倒是，我认为是可以让房子不倒的，而且并不困难，但这是我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没有管道给农民的话，知识没有用啊。农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是学不到这些知识的。农民在选址的时候是不知道地质下面的安全问题的，他们还把有限的钱都花在瓷砖上，花在装饰上。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的建议呢？
　　吴志强: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有相应管理机构的建立。一定要有机构，一定要机构化办公，没有机构是不行的。
　　这次地震也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基层体系强化的重要性。农村要在县镇级政府建立建筑安全的规划和安全辅助站，这个站可能只有三四个人，但是可以保护多少人的生命和财产！
　　现在的状态是，农民兄弟很孤单，农村的房子是没有人管的，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机构管这里的安全。种植有技术指导的，养猪有技术指导的，盖房子没有。这是开玩笑啊，最大的身家财产性命是无人问津的。
　　安全辅助站一定要深入基层，建到乡镇一级。这次地震县里的情况比村镇情况好得多，县里的规划部门至少有人来做这事，伤亡人数明显大大下降。但光县里有是不管用的，让农民都跑到城里吗？放到村里，中国又没有那么大力量，没有那么多专业力量，也没有资金力量。放在乡镇一级是可行的。
　　这个基层机构可以提供图纸给老百姓选，这些图纸是经设计部门通过的。造房的时候，有专业人士可以去看，选址、结构、平面，给予指导。这个是不需要专门投入人力研究的。最近的重建规划中，我们已经在做了，搜集材料，利用现有图纸，安全的、低价的，以及因地制宜的材料，这些方案都是现成的，把现有资源利用起来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如此巨大的重建，也被称为“近30多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规划行动”。我想知道，从一个城市规划者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农村——它们在这次重建中的某些方面构成了整体，规划师们有没有引入新的方法论？
　　吴志强:我是很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真是要从中国古代的建筑中吸收古代的智慧。到都江堰之后，一个重要任务是考察水利工程和古迹，听说二王庙毁坏很严重，但我走到二王庙建筑的最里面，发现核心大厅根本没有什么损坏，最古老的东西完好无损。我心里真是舒服多了。坏的，全是外面最新的建筑，新的铝板上面放瓦片，当然要震掉了，都是崭新崭新的东西。
　　都江堰也留得好好的，裂掉的、崩掉的，都是现代铺的石块、路面，它的功能真是千锤百炼。我看了以后很感动。我做世博会中国馆，就提出主题是中国古代智慧，一般人首先想到长城，我觉得都江堰应该排第一的，利国利民2000年不倒。我1982年就去都江堰看过，今天在地震后再去看，在满目废墟中再看，感触更深。它真正用好了天和地，自然的势，人的聪明首先应该是认识自然的基本规律，用够了自然的风力、地质、地貌。都江堰就是把这一切都用足了，创造了一个不会与自然硬性对抗的建筑，它是柔性的。像二王庙的结构，完全不是现在的混凝土结构，硬性的，一震就塌，它是墙倒房屋不塌，这个多了不起。搭个柱子上去，房屋上面再有一层阁楼，两层构造，框架结构，又可以经得住摇晃，东西掉下来瓦片掉下来也掉在二层上面，框架不倒，下面是轻质墙，再怎么倒也压不死人。现代建筑中也只是到了超高建筑，才开始采用这种“摆平”的柔性。
　　现在的问题是两边都不靠，古代的智慧没继承，现代的理性的科学体系又没全吸收，全乱了。我希望借这次重建展开这种系统的研究，搜集中国古代建设智慧，赋予现代中国建筑和新城市重建中的和谐。

　　三联生活周刊:重建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吴志强:要减少灾区重建的压力，就应该大规模减少灾区返回的居民的压力，这是我一个重要的建议。所有灾区在发达地区打工半年或者一年以上的、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全部由工作地的发达地区吸收，纳入户籍。这一下子就减少了很多当地人民的困难了，也是把灾民的困难由各个发达地区来承担。
　　很多打工人员本来就选择那些有能力承担他的地方才去打工了，半年一年，就又让他回去了，他们家里本身就困难，还要增加当地重建的压力，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入城市户籍呢？上海能吸纳多少就多少，北京能吸纳多少就多少，这就大大减少重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灾民的心理压力:好不容易打工，挣到一点钱，要拿回去盖房子，还要担心房屋质量。
　　这次受灾的一共是500万户人家，在外面打工的10%。中国一年要有1000多万劳动力人口进入城市，这几万人几十万人，占的比例是很小很小的。假如工作地能吸纳10万人，我们一下子就少建10万套房子。
　　我本身也是搞城市化研究的，现在我领衔中国城市化监测和监控的国家“十一五”课题。“灾区的异地城市化”，我想也是这次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能采纳这种方式，既是用发达地区的形式来支援了当地的建设，化解了当地的压力，也是完成中国城镇化的一个合理过程，使得人民和土地的分布更加合理。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1期抗震救灾深度报道之四，敬请查阅更多内容

 

主编◎朱伟 

　　在这次地震那样海量的报道中，可惜专家的声音所占概率很小。但如果作对比，我真觉得，与专家的声音比较，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声音真显贫瘠。专家之强大，就因他们所占据的知识背景。

  
　　朱文轶这次采访了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吴志强也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认为，这次造成大面积房屋倒塌、人员数量较大伤亡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农村与乡镇房屋建筑没有规划而乱盖乱建，没有建筑质量与安全检察标准。他说，不能简单将房屋倒塌归结于贫穷，大量情况是农民在建房时没有安全意识，农村也没有安全监察机制。不仅地形选择，房屋构建都没有科学的管理，农民没有将安全放在首位，钱都放在贴瓷砖这种装饰上去了。

  
　　他的观点使我联想：这种居住安全的意识要是不能根本建立，现在盲目鼓励农民们自救，抓紧时间重建家园，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还是在鼓励农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种简单以砖垒成的房子，再碰上强震，还是会被震塌。这也会构成第二次伤害。

  
　　吴先生这个专访，使我感到，我们在知识与传统承袭两端欠债所酿就的悲剧。当农民以辛苦劳动积攒盖房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房子结构的安全对自己的生存而言是第一位的，所以他们不会有意识请一位有知识的建筑师，先来确立房子的安全。相比房屋的安全设计，建筑质量实在是第二位，农民为自己建房，也不会有在建筑质量上偷工减料的问题。实在是农民所掌握的知识，决定了他们意识不到设计与图纸是最根本的立家之本。农村那些一代代传下来的泥瓦匠们，就这样变成了杀手。

  
　　如果古人一代代传下的营造传统还在，即使农村泥瓦匠，也不会在房屋结构上马虎。吴先生说，震后到都江堰看，古人留下延续那么多年的建筑无恙，震毁的都是后来的添加物。这充分说明，古人在营建技术上是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吴先生称其为柔性关系。可惜的是，古人的柔性关系，在这一百年里被破坏殆尽了，能承袭的工匠已经被消灭了；现代建筑的刚性关系，在幅员广阔的农村，包括城市里早些年大干快上的建筑中又都未建立起来；所以这次重大灾害实际是知识贫穷的结果——如果我们重视知识，老祖宗其实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避灾的原则都讲得特别清楚。

  
　　所以还是回到了根本的起点——一个人人尊重知识的民族与国家才是强大的民族与国家。知识才是抵御灾害的力量。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这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些天真的孩子们，他们又长大很多很多。比起同龄孩子，在震后很短的时间内，他们更早、更深刻的读懂了人生……恍惚中，一张张天真、简单又快乐的脸又在脑海里冒出来……刹那间，我坚信自己一直也是个孩子，笑容明亮，眼神清澈。

 

或许每个亲自亲临过灾区，亲眼看到过无情天灾吞噬了一切摧毁了一切的人，不管你是志愿者、记者是战士，是医生护士，还是达官贵人、明星大腕……都会深深地领悟到生命的脆弱和渺小，然而它又是那么顽强，那么伟大……

每个失去亲人、遭遇到灾难的人们，此刻最能刻骨铭心的体会到爱的珍贵，家的温暖……

大千世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此刻可能我们一无所有，并不代表我们内心没有爱的源泉，这种爱的源泉不光是十三亿中国人支撑起来的精神支柱，事实告诉我们，善意的源泉远比这个数字更为庞大宏大，因为，所有的人类，性本善……

 

虽然噩梦已经过去，然而我的心却渐渐恐慌起来。我的心头常常会莫名的涌上一种伤痛，就像一叶没有风帆的孤舟在大海里漫无目的的游荡。我希望有盏明亮的灯光来指引我前行的路。然而，我的灯光啊，你应该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别让我拥抱无穷无尽的黑夜……

 

我突然发现我不会笑了，只因为那个瞬间在我脑海里经常闪过，之后，我看到的就是死亡、毁灭、无情的毁灭、瞬间的死亡……也看到了许多晶莹的泪花、许多无助、无奈、叹息和悲伤……

 

我意识到我曾经拥有的很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曾经很多的欢乐都变成了无奈的叹息，曾经很多的梦想都变成了满腔的遗憾，谁能告诉我,我还能笑起来吗？我还能笑多久？……

 

兄弟，虽然不知你来自哪里？但请不要太过于悲伤。因为过去的永远将过去，那些没有经过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携手经历，感谢你对于中国的爱心，中国会坚强，孩子会笑起来的，将笑得更灿烂……
    

 “跌倒了，爬起来。”我轻轻地，在风雨中呢喃，“我在风雨中爬起来了么？”轻轻地问自己。泪，终于饱满了我的眼眶，滑落在嘴边，我尝到了一丝苦涩，苦涩过后有一份清凉。看着他们渐渐远去，我在风雨中目送了好久好久。
 我知道：明天将会是一个春光灿烂的日子。

 

生活好比一片天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晴空万里，又什么时候风雨交加，更不知道等待多久才能风雨之后见到彩虹……但生活不会永远黯然失色。彩虹随时会出现，欢乐就在现在，就在明天……

 

时间会改变记忆，一切都会在不经意之间悄然远去。那一群奔跑如飞的孩子们啊！让雨后彩虹洗去满脸的疲惫和憔悴，洗去留在心底深深的伤痛，迎着彩虹，奔跑……笑起来吧，孩子！

 

来自八方的志愿者……

 

 

也许王菲的一首《人间》最能体现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慒懂.
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

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

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象中蒙眬。
我不忍心再欺哄， 但愿你听得懂。

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

 

孩子，你笑起来……

 

向往…… 

 

                                          

 关于灾区，关于灾区的孩子，这是最后一篇博文了，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悲痛、沉思、奉献、爱之后，该怎么生活还要怎么生活……部分图片感谢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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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健的偶像是石挥，最爱的电影是石挥自导自演的《我这一辈子》，这个名字已经渐渐被忘却，他是那种在业内被奉为大师的艺术家，即便演个小丑也要剥离出其多面性。李雪健在接演李鸿章之前和导演商讨:“要是贴标签的人物，我不演，我要演一个撕标签的过程。我要一点点把标签撕掉，但他还是卖国贼，只不过不贴在脑门上，他是个有血有肉的卖国贼。”

记者◎孟静

　　李鸿章是李雪健最新饰演的一个角色——电视剧《台湾1895》中的一个配角。这一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署了《马关条约》。原剧本里李鸿章是男主角，但是因为他板上钉钉的卖国贼身份，出品方说表现李鸿章人性一面的戏一删再删。问到李雪健有哪些“人性化”的段落被删去，他茫然，他反复提及关于一首诗的斟酌。李鸿章对自己一生的感慨:“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编剧写的是伤国乱，这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了，另一种是伤国步，更像那时候人的想法。凤凰卫视上说是‘落曰’不是‘落日’，我觉得也解释得通，我赶紧给制片方打电话，他们说没有了，因为这首诗太有人情味了。”16岁进厂当车工的李雪健没有上过几年学，但他最怕的就是念错台词，《新上海滩》中他扮演冯敬尧，他把尧念成了“rao”，因为这个错误他悔恨不已，所以又给《台湾1895》的片方打电话:“如果还要用这首诗，一定请专家鉴定一下。”
　　妻子于海丹在一旁笑他啰嗦，与干脆利落的于海丹相比，李雪健言语迟缓，永远笑眯眯，基本上就是《渴望》中的宋大成。二十几岁起他就开始演中老年人，直到现在，他的角色还是比他本身的年龄大。他不停地用纸擦拭鼻子，不断地喝水，于海丹也会一直提醒他喝水，“我不渴，就是嘴里得湿润”。几年前患上鼻咽癌，经过放疗，射线成功地杀死了癌细胞，也杀死了他的唾液腺，虽然恢复得不错，但他从此离不开水。这也使得作为国家话剧院演员的李雪健，再也不能登台，除非演《茶馆》，可以捧着茶壶。“依据现在的身体条件，你所能做的，就是凭良心接角色，接动心的角色。”于海丹这样说丈夫。
　　从小体弱多病的李雪健，名字就和生病有关，他本名是雪见，生在雪天，两三岁大病一场后，父母用“雪健”代表对他的期望。他是极少数成名后没有被定型的演员之一，人们对他的印象是总演些憨厚的小人物，可是搜索一下他的作品年表，就会让人惊诧:林彪、李大钊、焦裕禄、赵树理、宋江、秦始皇……甚至有人说他扮上妆后像周恩来。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些人物之间的外在联系，即便身高也相距甚远，李雪健说:“我不是很适合走偶像路线，陈强老师也是偶像，反派偶像，我未尝不想演田壮壮他父亲那角色，我演不了，那双眼睛！还有《林海雪原》杨子荣，我没条件。我能做的就是小反派。”他很少主动争取角色，得到的却绝不只是小反派，而是千差万别的形象，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我生在山东菏泽地区，东边是曲阜孔老二，北边水泊梁山，南边微山湖，一个非常穷的地方，越穷越闹。解放前留下的传统，家家户户舞棒子、耍刀，没吃的要抢，练点护院功夫，我不会功夫，没什么娱乐活动，看地方戏那就算过大年了。”他常耍的一个游戏是和公社的孩子扮《西游记》，因为生得瘦小，他分得的角色是孙猴子，耳朵眼里藏一小棍，身上再藏几根大小不同的，“变！小！变！大！”不同的棍子随时掏出来。可是演猪八戒的孩子生得胖大，总是把他打翻在地，猪八戒指责他:“太无能了，没动就不行了。”
　　1964年，10岁的李雪健和全家一起去了贵州凯里，支援“三线”建设，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一去‘文革’就开始了，我父亲是公社书记，被关押批斗了，我就是狗崽子，让人欺负。我给父亲送饭，造反派当着我爸的面扇我，红卫兵霸道，我也调皮，也想做个男人，瞪他，还没扭头，‘啪’一耳光，这一打就打蒙了。”晚上放学，莫名其妙就被几个看不清模样的大孩子乱打一通，他没哭，可是他在想，什么人才不受欺负？答案是:宣传队。“特别受人尊敬，我们没资格看宣传队演出，趴在窗户外，走哪儿都跟着。”学校宣传队是女孩子的天下，老师说要招几个男生，一起踢过球的男生想到了李雪健。他会说山东评书，在贵州，山东话就像赵本山的东北话一样，一开口就有人笑。别人嫌和女孩子混一块儿，不去，李雪健屁颠颠地去了。“从中尝到了好处，底下给掌声，满足了我的尊严，再一个好处是工厂招工，如果我不是宣传队的，我这样的没人要。”他16岁开始挣工资，不用再管家里要钱。
　　保持饥饿感在塑造焦裕禄的过程中他也使用过。当时同时开拍讲述这位好书记的电影与电视剧，那位电视剧演员站在焦裕禄妻子徐阿姨面前时，她流泪了，而李雪健第一次看望她时，她笑笑，开始包饺子。“我想撤伙来着，焦裕禄去世时我还在山东，离兰考很近，地理、生活习惯差不多，不陌生，我想演。人家都不认可，还怎么演？”导演劝他，已经快开机了，就是给全国党员看看，不用抱太大希望。焦裕禄是瘦高个，导演就让李雪健脚下垫东西，其他演员叉着腿。在他演《钢锉将军》时用过相反的一招，李雪健演的是位矮将军，他需要站在坑里。不够瘦就只能干饿，每天发给他一碗白菜汤，飘着两片豆腐、一片白菜，太饿了就嗑瓜子。为了防止他瞌睡，找人陪他打麻将，天快亮了才准睡一小会儿。“那种饥饿感，体质不好，像那个年代的人。你不饿疯了，你不会因为扔个窝窝头打孩子，看人的眼神狼似的，那是演不出来的。”演到一半时，徐阿姨心疼地说:“你们别折腾这孩子了。”李雪健开玩笑说:“减肥减太狠了，要不现在老得病。”影片上映时，徐阿姨和她的孩子跟着剧组走遍了全国，每到一地锣鼓喧天，她没有跟着电视剧的那个组。
　　他总能捡到和他外形千差万别的历史人物，8集电视剧《李大钊》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时他还没有演《渴望》，导演陈燕民来找他，一听说演李大钊，李雪健很纳闷:“李大钊是大高个，大学教授，我俩哪点像？“陈燕民说:“演不演你试试，只当试个妆。”那是第一次有电视剧主动请他，他心里颇有些满足感。化完妆后大家说:“倒有点像周恩来，又有点像鲁迅。”说得李雪健想卸妆，导演说先别卸，聊聊。就那么坐着聊，这时正有几个人偷偷地观察他，都是些老干部，其中就有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因为李雪健坐着，看不出身高，李葆华说:“就定他了，我们也不见了。”李雪健说:“幸亏没见，一见我这个头就演不了了。”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0期抗震救灾深度报道之三，敬请查阅更多内容

　　史培军的专业是地学研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常务副校长的同时，也是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汶川地震后，史培军在临危受命的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中任副主任，为中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忙得团团转。对他的采访最后只能在从灾区飞回北京的飞机上进行。
　　从5月25日开始，整个抗震救灾工作从搜救进入到安置重建阶段，史培军开始为灾民安置提供规划。提及在四川灾区看到的景象，目睹过不少大灾的他轻叹一口气，微微闭上眼睛:“看到那么多同胞遇难，谁不难过？但是科学家必须比一般人理性，我们在研究与考察中反思，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怎样能在巨灾后变得更聪明。”

记者◎吴琪

　　　　　　　　　　　　　　　　　　自救与他救:灾区管理的学问

　　地震灾害的最大特点是:人员伤亡比率高，建筑物损害程度高。于是这次汶川大地震，成为我们在和平时期最大的一场“战役”:战场是15万平方公里的重灾区，投入了10多万人的部队，涉及几千万人的生命安危。
　　救灾的核心是指挥应急，对于一个指挥部的要求有三点:一是调动武装部队的能力，二是调动物资储备的能力，再就是科学的决策支持系统。生命线的恢复永远是第一位的，救命第一。基础设施和生产线的恢复也非常重要，通水通电后，救援工作更有保障。而一旦条件具备，当地应该尽快组织恢复生产，因为政府有了正常的财政收入，才能去管理社会，才能去发展企业，当地人才能谋生。
　　而现代“战役”最重要的就是情报，对信息的需求。许多人对地震是否可以预测产生了疑问，地震确实可以预测，但是目前科学研究对地震的预报，只能达到20%到30%的程度，预报的精度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信息的准确度就降低了。另一方面，由于这次地震后通讯中断，灾区的信息出不来，海事卫星在中国是奢侈品，大多数地方用不起，通过这次灾难我们才发现自己的装备是多么落后。所以这场“战役”中，情报信息工作受到很大的阻隔。
　　我所了解到的地方政府的报灾水平也有待提高。这次都江堰的向娥乡受损严重，通讯全断了。政府楼塌了后，人员死亡将近一半，逃出来的人来不及抢救政府人员，镇长指挥大家去小学救人，400多个学生压在废墟下。一个女副镇长，冒着生命危险走到了都江堰，向外界求援，最后带领了一支救援部队进去，多救出了几十个孩子。这个镇的领导有分工，知道报灾求援很重要，做得很好。可是有些地方政府没有报灾意识，自己虽然组织了救援，却不知道信息沟通的重要。
　　我们这次救援的意识非常强，但是大家强调外援的救助，却没有在意识上重视自救和互救。在世界灾难史上，自救与互救救出来的人命，远远多于他救。所以鼓励自救和互救是在“黄金72小时”救援的重点，因为外界救援进入灾区总是需要时间的，何况这次受地势地形的影响，救援耽搁了不少时间。
　　灾难发生后，那些存活下来的灾民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自我意识决定救援，往往是血脉关系让他们参与救助;一种是自己受伤不重，因为担心余震或食物紧缺，赶紧跑离灾区;再一种就是出于职责或者个人品德，理性地组织救援，比如一些老师、医生等等。
　　第二种人其实最不该提倡，他们也应该成为早期救援的主体。这次灾民中，受伤人数大约为35万多人，其他人是失去了亲人或者暂时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生产条件，但是他们的身体并未受伤，有能力参与救援。稍有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一个8级地震之后，不可能近期再来一个8级地震。当四周楼房被摧毁后，如果找到一个四面没有垮塌可能性的空地，实际上他是非常安全的。本地人最熟悉这里的地理，知道哪里是学校，哪里是医院，哪里人群最密集，哪里能找到救援工具，所以他们应该留下来，成为互救的主力。当有伤员要向外转移的时候，他们也是帮助快速转移伤员的最佳人选。
　　巨灾后，我并不赞成大批救援人员没有计划地进入灾区，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灾民都往外转移。在地震后的第三、第四天，大部队开始进入重灾区，大部分灾民从灾区跑了出来，其实这种人员的置换并不科学。如果灾区还存在着很大的危险，那么应该让更多的人躲开高风险区。任何一个人进入高风险地带，都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保障的人，随时可能成为一个需要他人救援的对象。外界救援的人如果大大超过实际需求，他们的补给就容易成问题。
　　这次灾难的特殊性在于交通受阻，大部队早期很难进入，所以不少志愿者在早期生命救援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等大部队进入后，我们就要呼吁志愿者不要随便进入了，一个基础设施没有恢复的地方，一个食物供给难以保障的地方，应该控制人口进入。比起外界救援的进入，还是应该组织起当地人员，只要给他们提供基本的食物和水，他们就能更有效地救人。这些有关灾区管理的学问，在世界救灾史上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到了灾区的人，会发现搜救太艰难了，在交通不便运进大型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基层社区的应急设备几乎没有！这次地震后，很多人徒手在废墟里救人，找不到可以用的设备，电筒、千斤顶、铁杆、急救医疗包、小型电锯，要什么没什么。在大家都没有灾害防范意识的情况下，农民还有些干农活的工具，镐头啊，铁锹啊，或许能帮上忙，城市里的人就更是难以借助工具了。这些都是基层社区应该配备的救生品，比如容易受洪水影响的地方，应该配有救生圈和帐篷，地震多发区，应该配有各种切割工具、抬或者撬的工具等。美国和日本政府，对于不同灾害类型必备的三项救助与应急工具，有明确的规定。

　　　　　　　　　　　　　　安置工作的核心：尽快恢复正常状况

　　这次地震后的次生灾害特别严重，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阻隔了交通，当地的通讯中断，再加上地震后好几天都大雨倾盆，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放大了灾害的后果。民政部很早预料到了这次灾害的严重性，提出对口省份帮忙、重伤员异地转移，做得非常及时。
　　所以我们在救助措施上要举全国之力。当时我们提出重伤员应该异地转移时，有些人不理解，认为偌大的四川还解决不了伤员的问题？可是如果成千上万人受的是同一种伤，四川的骨科大夫应付得了吗？骨科专业护理人员和设备够用吗？所以必须赶紧将解决不了的重伤员转移。
　　安置灾民的核心思路是尽快恢复正常状况，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把尽可能多的人搬离地震带。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灾后安置工作，消除中国到处存在的城乡二元差异的现实，我们也没有奢侈到不在地震带住人。高风险地带不等于无人居住地带，日本、美国旧金山等地区都是地震频发的高风险带，但是他们照样居住，并且不断建设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以我们选择的不是离开，而是加强抗震的投入，怎样将房子建得能抗8级地震，在地震来临时怎样逃生，这些才是生存的核心。
　　灾害有规律可循，只是目前很多科学手段还达不到，但是防灾是有明确的可操作的规范程序，是我们通过投入、教育、演练可以做到的，安县桑枣中学就实现了这一条。
　　所以5月25日之后，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找到快速评估房屋状况的办法，将烈度图和现场勘测结合起来，依据评估结果来区别安置灾民。
　　这次9～10烈度区里边的人口，涉及四川8个县约22万人口。10度级以上烈度区的房子只能全部放弃，他们是深山沟里最穷的人，应该尽快从深山沟里转移出来，光是地质灾害就把人整得够呛，那些区域完全不适合人居住。我建议对这22万人直接补助，让他们自己选择居住地。绝大多数山民“靠山吃山”，离不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所以不一定非要把这些人转移到平坝，而是可以就近安排到相对安全的山区。
　　这里边有10万人必须完全离开原来的生活区，因为他们依赖的耕地由于地震、崩塌、泥石流等全毁了，基本的生产资料没有了，而且这些山沟里边的人口太分散，翻过一个山头才住几户人家，政府修路、通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成本太高。刚好借这次灾民安置将几十个村镇相对集中，可以大大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人也更有安全保障。
　　怎么解决这些深山沟里山民的生存问题，我有一个“减灾教育移民”的建议。这22万人口里，今年参加高考的人不会超过几万人，如果我们把这些孩子让全国各地的大学给消化了，也就是说，按照他们会考的成绩，让所有孩子都有机会上大学。那么这些受了教育的孩子就不需要再回到贫穷的山沟里谋出路了，他们一旦独立，他们的家庭也就都有希望了。其他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农业人口，尽快转换成工业人口。剩下的老弱病残，必须靠政府来救济，这是国家为这次灾难必须支付的成本。
　　8度烈度区涉及四川1540个乡村的近250万人口，他们面临的现实是绝大多数房屋都不能继续使用。我们现在要做大量的房屋鉴定工作，我建议先将这些房屋分成A和B两类，“A”代表加固还能住，“B”就完全放弃。
　　这批人应该分两种态度对待:能集中的就集中；不能集中就分散对待，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他们的家园只是暂时破坏，他们有劳动能力，灾害过后可以重建家园。
　　这些山里的人，其实有自己独特的收入来源，矿产、山珍、中草药、“农家乐”都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如果把这些人转移到城市，他们反而不愿意。云南某地震移民就有这个教训。我们后来去回访那些转出山的移民，他们不习惯在平地的生活，以前的谋生技能完全用不上。这次我见到的四川老乡也有强烈的担忧，深山里的人对城市生活是惶恐的，“我们大字不识几个，给城里人扫马路都不会要吧？”所以与其让他们过不自在的生活，不如让他们继续“靠山吃山”，政府保证他们安顿的山区安全，给予一定补助，才是山民们最需要的。
　　7度烈度区里边有四川境内的约777万人，这些地区70%～80%的房子加固后就能居住。
　　此次政府准备为灾民建100万套活动板房，每套活动板房的成本至少8000元，使用期限为1～3年。我到灾区调查之后发现，一些农民对活动板房并不是特别欢迎。他们希望将8000元钱折现给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在家乡盖出40～50平方米的房子，“质量能建得比过去好，也比活动板房好”。我们不要把所有灾民都理解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家园出力，政府在补贴之后，对他们所建的房屋抗震标准进行监督，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开展下去。
　　于是我算了这样一笔账:这次灾民中城镇人口不到200多万人，那么按照每套活动板房能容纳一户3～5人计算，50万套活动板房完全能够满足城镇人口的需要。对农民来说，另外准备建活动板房50万套的钱，折现给他们，这样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也将长期安置与活动板房这种临时安置结合在一起了。不然3年过后，活动板房不能用了，这么多人口的住宿又成了大问题。
　　7度烈度区里边的很多房子都是可以住的，所以在1200多万灾民中，今后完全没有居住地的人是200多万。我们可以做好“两个50万战役”:一个是建50万套活动板房，解决城镇人口安置问题;一个是将50万套建活动板房的钱给农民，让他们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
　　总的来说，这次汶川地震需要转移的1500多万人口里，约1200万人是灾民，剩下几百万人口仅仅因为堰塞湖需要临时转移。1200万灾民里，我认为真正需要异地安置的也就是10度烈度区里边的20多万人，其余1180多万人口原地或就近安置就可以了。
　　堰塞湖的处理，应该区别对待。唐家山这样严重危及老百姓生命安全的，确实要及时疏导，但是有些并不危及性命的，可以保留，天然湖的价值并不比农民耕种效益差。阿坝州的九寨沟、黄龙、叠西海子都是历次地壳运动形成的，现在成为旅游景区，那么此次形成的天然湖泊，是否可以利用一部分，让当地百姓搞生态旅游，或者发展水产养殖业，这是当地农民最现实的出路。

　　　　　　　　　　　　　　　　　　　　我们学到了什么

　　过去这10年中，我国经历的大灾难有洪水、台风、“非典”、雪灾、地震，我都到过现场参与调查或协助指挥。中国老百姓的防灾意识特别弱，今年南方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老百姓特别高兴，认为“瑞雪兆丰年”；到了第二场雪，个别地方认为影响了交通，感觉不高兴；到了第三场雪，很多人才开始意识到，看来我们要经历一场叫做“雪灾”的大灾难了。像湖南郴州这样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却因为一场雪灾陷入停顿，是政府没有钱来防灾吗？是意识没有到位。我整理了30件各种雪灾期间的决策、报告，向中央高层汇报。
　　一次大灾难过后，我们的政府、人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应该学得聪明一些，不要再被同样的灾难伤害。这次汶川大地震，死亡加上失踪的同胞近10万人啊，他们在灾难中牺牲了，应该换来13亿人的安全意识，让这13亿人更加安全地与灾难对抗，这样他们的不幸才有了意义。
　　“5·12”汶川地震后，我真实地感受到人们的反应速度相当快，中国政府举全国之力应对灾害的能力世界第一。但是人的反应快了，装备却跟不上，这些年来中国在防御巨灾方面的能力没有根本的提高。政府调集救灾物资的能力强，但是政府给予民众的防灾意识弱。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为发展经济不惜投入一切力量，但是对于安全保障，我们却不舍得投入。很多经济发达的省份，在防灾方面的投入也很少。这些年我们救灾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0.7%降到0.1%，人命是要靠投入来保障的。
　　北川县城在汶川地震中几乎全部毁灭，重建的成本太高，而且也会勾起人们太多伤心的回忆，我们正研究在老县城南部20多公里或更远的地方，新建一个北川县城。县城的位置还没有选好，但是有一点非常确定，我们会将老县城的一部分保留下来，作为汶川地震的遗迹让公众缅怀。这些活生生的灾难告诫人们，对于有些伤痛，我们不能选择遗忘。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但是中华民族能否建立起防灾文化？汶川大地震之后，这个问题更加迫切。我们距离唐山大地震已经32年，我们面对巨灾的能力，哪些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提高？这些都值得反思。中国人的秉性里有太多农业文明的传承，靠老天吃饭、重经验，工业文明中的标准、规范，在我们的观念里非常淡漠。但是现在近10万人的生命丢失，应该让我们更重视规划防灾建设了。我们近年来一直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欣喜中，如果这场灾难让我们有了深刻的防灾减灾教训，让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更聪明，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0期抗震救灾深度报道之三，敬请查阅更多内容

主编◎朱伟 

　　史培军先生是著名的灾害风险研究专家，第20期周刊，吴琪有一篇近万字对他的专访，我以为对这次抗震救灾的思考非常深入。他在5月13日凌晨两点就分析出了这次地震的基本数据，估计死亡人数将达到5万—10万人，严重受灾面积15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仅四川省就将达到2000万。

  
　　在回溯讨论这次救灾部署时，史先生认为，自救与他救的关系是一门学问，他不赞成大批人员没计划地进入灾区，还认为没必要把所有灾民都往外转移。现在这种后期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救援人口增加了供给难度，而灾民的集中也减弱了自救的力量。

  
　　史先生认为，应该根据地震烈度来科学地部署人口转移与安置，这次地震，处于最高等级9度以上的人口是22万，他提出一个“救灾教育移民”的思路——让各地高校吸收其中参加高考的孩子，将有技能的劳力转换成工业人口，国家就只需救济剩下的老弱病残。8度地区涉及250万人口，其中一类房屋加固后还能住，一类只能放弃；7度区内涉及777万人，70%—80%的房子加固后还能居住。这样就把灾区庞大的人数分解了，这大约是今后一段时间各级政府急需要做的深入工作，但好像许多基层政府都在强调受灾程度，很明显大家都在争援助与重建基金。

 
　　从这一篇专访中，我感觉到这位专家的思路特别清晰，这是真正能称为专家的，有幸的是，这样的专家现在越来越多。这次灾难救援，不仅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在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中开始重视科学决策，有一大批各类专家开始云集指挥部，参与决策，它保证了救灾的相对有序，这应该说是更重要的进步。

  
　　这篇稿件成了我们第三期抗震救灾报道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其次两篇，一篇是李菁对空降部队军长的专访，也有8千多字，讲述了空降兵救援的全过程。另一篇是朱文轶第二次深入都江堰作的灾区调查。

　　5月14日，一支15人组成的空降小分队，在没有气象资料、没有地面指挥的情况下，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成功在茂县冒险空降。有文章称，作为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兵种之一，空降兵全力投入这次地震救灾，是中国政府果断打出的一张王牌。
　　这支空降部队的部队长王维山少将喜欢称自己是一名“空降兵老兵”，他自己有400多次跳伞的经历。6月1日记者对王维山将军的采访是在什邡市郊一闲置工地上的军用帐篷里进行的，作为最高首长，王维山承认自己是一个很严厉的长官:“我是很严，部队不严不行，底下的干部都挺怕我的。”他一边搓着满头的银发，一边笑呵呵地说:“只有平时把部队往‘死’里练，战时才能把官兵往‘活’路上带，当兵的就是要时刻不忘头上悬着一把作战的剑。”片刻，他又很坚定地说:“这一次，我很为我们部队自豪。”

口述◎王维山少将  

主笔◎李菁　　

　　　　　　　　　　　　　　　　　　　紧急集结

　　5月12日下午，我们在湖北也感觉到了地震，非常明显，但不知震中在哪里、有多严重。16点多钟时，上面来电话了解有关情况，我感觉，部队要紧急出动了。我让部队全部进入准备状态，不管伞降不伞降，都要先把伞准备好，而且要做好大规模投送准备。
　　从那时起，一直到第二天6点半离开营区，我们一直都没有合眼。5月13日凌晨3点半，我们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开始为救灾出动做部署。
　　我是河北人，上初中时经历过邢台地震，知道情况会有多严重，会出现桥倒路塌、无法进入的情况。所以我要求每个士兵戴上头盔、穿上伞鞋，能背上的东西都准备好。我想:车最大限度进入灾区，能走到哪儿算哪儿，之后就准备徒步进入灾区。我要求部队带了3日份的熟食、7日份的生食，因为空运，装备无法带上，我让部队带上给养单元——就是班的炊具、连的炊具、自己埋锅做饭的东西都背上了，因为我知道，抗震救灾肯定一段时间完不了，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从领导到士兵，每个人都带着大锹大镐，准备救人。
　　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夜。我是早上5点回家，我家属把我东西准备好，我提了个箱子、换个迷彩服就走了。5点半出发离开营房，8点钟到了机场。这给抗震救灾赢得了一些时间。
　　第一批我们集结了几千人，分别从不同机场起飞，第一时间空运到灾区，展开得比较迅速。
　　因为当时四川方面天气很差，哪个机场条件好我们就在哪里降。我和政委的飞机还算运气好，降到了成都双流机场，还有的降到周围其他几个机场。但不管降在哪儿，我们就近进入灾区，只要能救灾民就行了。
我们是8点钟出发的，我随第一架飞机于14点半到达四川德阳。从集结到到达只用了6个半小时。到目前为止，我们空降部队如此大规模、近似实战的空运兵力，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困难重重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很清楚地知道执行任务的条件非常困难，一定要从最困难的地方做好充分准备。但即便如此，到了灾区，还是觉得困难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道路不通、通信全部中断，我们坐的都是地方上的车，到了一个地段后交接给下一地段，但将会遇到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次地震也是我遇到的一次最紧急的任务。上一次比较接近的就是1998年抗洪，抗洪也很危急，但是水情的预报还是相对准确的，可以有些准备上的提前量，为部队的部署提供一定条件;但地震不一样，它说来就来了！我们无法像预测长江上游水位有多少那样来预测它的危害，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对此也略有不足。
　　往下走，才知道这次地震造成的灾害有多惨烈。沿路上，有的村庄整个都没了，看到那情况，都顾不上震惊了。有的孩子尸体四肢还是软的，一看刚死去不久。很多地方的受灾情况，比震中汶川还厉害。从直升机上看，那些村子就像“合拢”了一样。很多地方需要我们救助，但我们进不去！着急！我们坐的都是地方上的车，叫他快他不敢快，最高只能开到40公里/小时，因为下着雨，能见度很差，山石一直在往下落，他怕出事故。心里着急，但着急嗓门大也没有用，因为打不出电话，只有身边的几个人能听到。找人问情况，谁都说不清楚。哪里轻哪里重往哪走，大家都不知道，只能一段一段地被人往里带。压力有没有？说老实话也顾不上。注意力全集中在如何完成任务上面了，根本没时间想什么压力不压力。
　　那时候整个外界对震区的情况所知甚少，虽然也有受灾群众跑出来带出一些情况，但全面的侦察、多角度判断还很缺乏，确实需要更多情报资料。在当时情况下，空投成了唯一的办法，当时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空降兵身上。既然上面想用这个手段，我们部队也想利用我们的长处，给整个救灾战役提供更有用的信息，我们确实也很着急，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
　　1999年，我带部队在川西搞过训练，当时走的就是南线，从都江堰经理县到马尔康。当时有人提议，返回时走北线，“汶川—理县—茂县”，从九寨沟出来，因为这边缓，但我坚持原路回来。虽然我们要经过海拔4750米高的鹧鸪山口，缺氧，我想本来是艰苦训练，经过九寨沟旅游区听起来就有点别扭，所以我坚持没走，但对这一带的地形地貌我还是了解的。这一次要从地图上选空降场的时候，我就说:“按现在大规模的空降找空降场，几乎选不到，因为这一带都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路不是在岷江左就是在岷江右。另外，它垂直很陡，落差很大，沿岷江上有若干个小水电站，都是利用落差在发电，很难找一个合适的空降场。”
　　通常说，一个空降场至少需要几平方公里的开阔地带。这首先与飞机速度有关，飞机速度快，散布面积就大。二是与跳的人数有关，同一架飞机，跳10个人与跳20个人需要的空降场是不一样的，速度大，人物间隔就要大。第三点与空投的高度有关，空投的高度越高，散布越大，散面呈自然椭圆形，风速大小、风向角度和空投高度，使伞群在空中产生一个飘移。飘移中，每一个层风不一样，有的层风向东吹，每秒10米，有的层风向南吹，每秒5米，每一个伞兵的重量不一样。体重不同的人，在不同层风飘移的速度不一样，高度高、气象变化比较大，使空投准确性大大降低。第四，与是否有地面引导和提供的气象资料有关。如果地面有指挥飞机的，就好投中，反之，没有指挥，也没有地面和空投高度的气象资料——比如根据每层的风速风向算出一个合成风，空降难度就大大加大。
　　空降兵的复杂性就在于此。要想投得准，在一定限度内，需要降低高度。但是周围的山不允许降低高度，震区周围的山最低是5120米，如果太低飞行就会撞山。没有气象和地面引导支持，难;没有足够的空降场，难;飞机高度降不了，还是难。
　　因为高度降不了，天气又不好，我们的飞行员只能一直在云中飞行，连地面都看不到。虽然在GPS或航图上大体上能知道飞到哪里，但具体什么位置飞行员根本一无所知，也可能在山谷里，也可能在山尖上，观察不到目标，飞行员“抓瞎”。而要想执行空投，必须对底下看得非常清楚。这一次对飞行员的挑战大大提高，空降的难度也大大提高。
　　还有一个困难是，那几天一直下雨，在飞机飞的高度层上，外部温度是零到零下5摄氏度，空气的湿度和温度结合，飞机特别容易结冰。结冰是什么概念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下子把飞机冻起来，它影响的是飞机操作的舵面——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上的舵，舵面如果结冰会改变空气动力的流向，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车把失控了，该向左不向左、该向右不向右，这时候就容易出问题。过去我们的很多事故，包括美国军机在内，很多都是因为结冰失控。这是当时的气象，飞行员明显感觉困难，所以在冰带不能长期飞行，必须拉起或下降，躲开它。
　　在高原或空气稀薄的状态下，开伞、飞行的速度增加，伞的动载也会相应增加很多倍，伞的打开瞬间，对人的动载和下降的速度会增加很大比例。人类不是所有的极限都能冲破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一定的特殊防护装备，防止负压对人的压力，这一个因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但诸多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我们这一次的伞降任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高空奇迹

　　我们是5月13日进的四川，到达当天我们就想寻机空降。我坐在第一架飞机上，第一支小分队在我后面的飞机上，我们同时在空中。小分队那边不光有我指挥，整个飞机还有空军总部的人在指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有条件，就往下降。飞机和飞机之间可以通话，我问机长:“他们小分队的飞机工作了没有？”他说:“不行，准备降落。”
　　那一天空中的能见度很差，飞行员不能去云上、又不能到云下，只能云中飞。那么多5000米高度的山，在这个关头如果再造成什么灾难性事故，那是万万不能想象的！所以那一天最终还是决定放弃空降，等待天气的机遇，在可以克服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天气。
　　这一次下来，我们赶紧再了解情况，了解气象，还准备傍晚天气好时再降，但天气一直不行。当时我一直担心投不下去，我着急，感觉我们空降兵想帮忙，但一点劲都使不上！我们的想法是，只要能降，我们一定要降下去，甚至哪怕出现一点伤亡，都是值得的。但是飞机看不到，没法实施，我们指挥也要负责任的啊！所以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要讲科学。就像“神舟”一样，为什么选个好天气？因为那也是生命财产，也是人民利益，也是专家多年心血，不能因为我们的草率决定而毁于一旦。我们这个任务也是这样，我们的目的是下去搞到情报，必须有足够的把握，如果十几个下去侦察，伤亡一两个，能完成任务，也是成功的。可是如果给降到雪山上去，反而要营救他们，或者再把飞机撞了，那我们空降有什么意义？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都没有达到。
　　等到5月14日，终于等来了机会。那天天气稍好一些，指挥部告诉我:今天有希望！我赶紧赶到指挥部，就在那里一直盯着。
　　中午11点多一些，先是高空侦察机起飞，观察天气，然后侦察机引导运输机起飞进入空投地。但侦察机也看不到地面，它只能观察一下云层厚度，不迷失方向，绕过山头，引导它在航路上。飞机飞了两圈，第一圈投了7个，第二圈投了8个，把我们的侦察小组全部投了下去。
　　我看着飞机起飞，坦率地说，那时还存在一种侥幸心理。1999年我当参谋长带部队在川西训练时，也是天气不好，当时我在地面指挥，空中飞机看不到我们，我们也看不见飞机。但是就有那么一瞬间，厚厚的云层开了一条缝，机上说看到我们了，我们也看到他们了。我就开始让他们投，结果到投的时候，云又合上了，伞兵都跳在云中。上级问我怎么样，我说:“管它呢，至少到现在还没掉下来一个呢！”最后大家也都下来了，虽然高原缺氧，整个人都软软的。
　　第一次降落我们想尽量接近汶川，从地图上看，只有茂县以南3公里的一块地方有降的可能，其他地方都是绝壁、塌方，怎么降？两条腿往哪站？所以最后选定在河的右岸，也就是西岸一块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飞机在侦察机引导下，大体上飞到这上空，完全采取“盲投”的方式。如果是想完全看到地面再空投，那完全不可能。后来说那天是4999米的高度跳伞，实际上那是在飞行管制室上雷达显示的高度，实际高度肯定高于5000米，因为气流也会让它时上时下的起伏。说是4999米，我看大家在心里也是想图个吉利吧。
　　空投下去的小分队由15人组成，具体队员选拔我并没有参与，但我提出了选人的几项要求:一、必须有特种作战分队的人，这样他们下去以后，熟悉地形学，从体能、滑绳降、跳伞技术、负重、野外生存经验等几方面都有优势;二、必须有通信人员，但必须对新型伞比较熟练的，否则下去没用，通信人员更重要的是给指挥部汇报情况，并且能引导和指挥飞机下一次空投、空降，不懂这个，怎么指挥直升机下来？怎么指挥空投物资？如果天气好转还需要伞降，你怎么指挥跳伞？第三，必须有一个素质比较全面的指挥人员，他们对伞熟悉、对空投熟悉，同时也有独立指挥小分队完成任务的能力。实际上，小分队就由两类人构成:特种作战分队和气象引导分队，他们组成了虽然人数少，但是有独立作战能力、懂专业的小分队。第一个率先跳下去的就是我们的空降兵研究所所长、48岁的大校李振波。
　　这次执行任务的，大多数都来自平时训练中的尖子，训练难度更大、强度更大、装备更好，可以在敌后开展工作。有一部电影叫《冲出亚马逊》，讲的是我们空降兵在国外死亡地区训练的事，这个电影来源于空降部队的真实故事，其原型就是我们部队的营长王亚林和教导员扈发国。他们这次也前来指导完成任务。
　　现在外界一直传我们小分队执行任务前写好了遗书。我们这次担负伞降的很多人，写决心书、请战书，有的甚至写好后把手指弄破，用血写上“决心”两字，也被外面说成“血书”，这的确是战士们一种意愿的表达:宁可我牺牲，也要把任务完成。在我们部队来说，每一次执行任务，签名、开誓师大会，都是一种常态。但这一次对小分队来说，他们的任务更艰苦，他们自己也做好了最大伤亡的心理准备，这是一定的。小分队中还有师职干部，如果遇到不测，他们是有精神准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遗书”也不为过。因为他们真的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不写的话反而不正常。大家都明白，一旦投下去，只有完成任务才有可能“上来”，就是要和灾区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出路？从心理上讲，他们自己准备的严重性，比我们当指挥的更充分。
　　从我来讲，我最大的想法是，用我们的兵种，用能见效的各种手段，最快、最多地救人。只要能救人，我愿意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即便个别人出现伤亡，但前提必须是剩下的人能足够完成任务，不是跳下去就死，死了就完不成任务。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务，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必须在勇敢和科学之间找到最大的效益。这时候，谁敢让飞机掉下去？那么大的运输机，本身拉100多人，必须绝对保证安全。反之，如果我们单纯地想保证小分队的安全，我们就不让他们背那么多东西跳。下去的每个队员都背了很多东西——见了老百姓，你就只够自己吃的，不能多救一个人吗？见到受伤群众，不带药品行吗？不带电台、通讯设备，下去有什么意义？客观上讲，每个人的负重很重，他们在复杂地段行走的危险性就更大了，但是必须这样，否则，我让你下去干什么？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选择中，应该说，我们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们确实是想把空降兵这个兵种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在救灾的整体战略中发挥出来。任何一个兵种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各个兵种的特点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就是抢险救灾的最高效益！
　　小分队空降时，飞机颠簸很大，他们也没带供氧设备，就这样跳了下去。之前我反复跟他们说:这条路我走过，看着容易，实际不好走，地形很复杂，但是最没想到的困难是高压线！在空中看见一条线能看准吗？多少直升机就是因为线状物体观察不好才出事的。空降兵在空中以6——7米/秒的速度往下降，你能看到线吗？等看到了，也掉上去了、来不及了。这些小电站都摧毁了，说是断电了，但谁敢保证？不过，这次我们算幸运，没有出现意外。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引导、无地貌资料的情况下，在与外界隔绝的茂县4999米高空实施伞降，也算是创造了空军史上高空盲投的一次奇迹。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0期抗震救灾深度报道之三，敬请查阅更多内容

 

家是什么，我不知道，但烦闷———忧愁，都在此中融化消灭！——冰心

 

问年轻人：家是什么?                     
　  他们回答：家是甜蜜的吻、热烈的拥抱、柔情似水的情话和思念时的邮票。

问中年人：家是什么?                     
　  他们回答：家是能停泊万吨巨轮也能栖息独木小舟。家是无私的付出与接纳，家是脱去疲劳的热水澡。家是一个苹果，你一大口，我一小口。家是一副重担，我愿这边的力臂短，你那边的力臂长。

问老年人：家是什么?                      
　  他们回答：家是黄昏湖边的搀扶，家是灯下互相剪去丝丝白发。家是一件旧风衣，风也是它雨也是它。家是虽非一见钟情，却望白头偕老的漫漫旅程。家是墓前的一支花。
问孩子：家是什么?                      
　  他们回答：家是妈妈柔软的手和爸爸宽阔的肩膀，家是100分时的奖赏和不及格时的斥骂。家是可以耍赖撒谎当皇帝，也得俯首听命当奴隶的地方。家是既让你高飞又用一根线牵扯的风筝轴。

关于家——

         ——在灾区所拍摄的记录照片

 

随着轰隆一声，家就没了，所有的一切全没了……

 

一只已经瘦成皮包骨头的小狗，一直守在已经是废墟的家至今不肯离去，它不吃不喝，眼神极其迷惑，迷茫中的眼神在期盼……象它这样遭遇的小狗狗在灾区废墟里很多很多，看到它们时，每个人的心都会被深深地触动，是种揪心的痛。没有人能照顾了它，因为它只认自己的主人，只盼望自己的主人来喂它。它也许不知道它的主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至今都还不回家？但这些废墟里所留下来的——那种熟悉的浓浓地气味告诉它，这里就是它永远不离不弃的家……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头部受伤了，但她的眼神还是那么的坚定，家的温暖在她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整理着政府发给她的救灾物资，此刻，这些东西是她那个帐篷家里所有的财产……

 

奶奶活了一辈子，这一辈子从没失落和迷茫过，但这次顷刻之间失去家的苦难，带给她无尽地失落和迷茫……

 

搬家……

 

救灾食堂是所有受灾人的家……

 

灾区孩子们的"家务"，也许就是他们简易房前的课程表……

 

一个国际友人，一个不同肤色的人，不知道他来自那个国家，也不知道他怎样经过艰难跋涉来到这里，他坐在已经是废墟，以前曾经是美丽家园的门口一棵大树下一言不发，他坐了很久很久，默默地为那些已经殉难的人们祈祷……

 

一群为殉难者哀悼的国际友人抱成一团，也在祈祷着所有受难人有一个更美丽的家，不管他们此刻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

 

灾区的大嫂乐了，因为她不但触摸到了生的希望，而且看到活的欲望，感觉到了活着的美好……

  

空军某部官兵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大的临时校园，这里就是孩子们临时的家……

 

（绵竹年画村）

国家领导人说——请放心，你们以后的家肯定比以前的更好……

 

孩子们感觉到了家，虽然是临时的，但她依旧温暖，依旧倍受呵护！

 

     家，是什么？千万个人有千万个说法。有的说，家是一种文化；有的说，家是一段时光；有的说，家是一种情怀。还有人说，…… 

　　家，是什么，又不是什么。拥有它时，它平凡如柴米油盐酱醋茶；失去它时，掏心掏肝也找不回。。。

    哲学家说，家是男女两性矛盾的对立统一结合体。当矛盾调和时，家呈现统一的特征；当
矛盾激化时，家表现为动荡状态。

    历史学家说，家是母系社会的产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却把男性推上了户主的宝座。

    戏剧学家说，家是一出生活中的活报剧，登台的是几个不上妆的演员，如果登台的演员上
了妆，那演出的极有可能是悲剧；家是一出有场次但却永不谢幕的人间大戏。
      
    文学家说，家是儿时的无忧；家是青春的萌动；家是中年的奋斗；家是晚年的归宿。

    法学家说，家是一般以合法渠道获得营业执照的生活股份公司。但是，它的婚生和非婚生
子女都有继承权。

    统计学家说，家是一般从一男一女两人开始，人数逐步增多的过程。

    生物学家说，家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基础；家以婚姻为纽带，使人类逐步得到进化。

    物理学家说，家是一个由多人构成的体系，在一定条件下，体系呈稳定状态；当条件改变
时，体系可能呈亚稳态状态；在极端情况下，体系极有可能遭到破坏甚至解体。

    化学家说，家是一道化学方程式，等式的左边是夫妻二人，等式的右边是化学反应生成的
子女加上带之而来的亲情、责任和义务。

    男人说，家是娇妻系着围裙忙碌的身影；家是孩子用欢声笑语营造的温馨。

    女人说，家是丈夫构筑的温情；家是孩子撒娇的天堂。 

    老人说，家是老夫老妻携手谱写的一曲白头偕老的赞歌；家是儿女事业有成的汇报会；家
是儿孙满堂的欢乐大舞台。

    孩子说，家是爸爸妈妈的呵护；家是爸爸妈妈的管束；家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过分的宠爱.

   灾区人说：家就是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切的一切……

    

                              ——希望普天下的人都有个温暖的家！！！       

 

 

灾区父亲：我的孩子生前最怕黑                                 

 

                                            中国明星羽毛球队

 

 

 

 

 

 

2008年第20期 总第482期2008年6月9日出版

【抗震救灾深度报道之三】
应急的速度

史培军:巨灾后，我们面对灾难应该更聪明

空降兵:人民利益创造的空中奇迹

王振耀:老百姓满意是我们的最高标准

都江堰—青城山—虹口:生活在继续

唐家山救援通道观察记

江油大撤离记

青川:25万人的危城之困

茂县——地震内伤如何医治 

【社 会】
寻访巨星：迈克尔·克里姆:泳池中的王者

热点：前门“天街”之变

【经济】
市场分析：通胀下的投资选择

收藏：另一种拍卖

收藏：砚台

词典：全要素生产率

商业：摩托罗拉的自救等待

商业：GE并购悬念与国际化冲动不再

商业：车价可能更低，但不是今年

能源之道：姜兴周:热泵节能先锋

【文 化】
话题：喝醉了就砸，砸烂就赔

秀场后台：李雪健和他的历史人物

吃喝玩乐：刘翔:乘热气球飞行

玩意：乐高的“动作大片年”

设计：街道是我们大家的吗？

流言：过期的欲望和新鲜的都市

思想：后美国世界

讲座：黄庭坚

书话：热爱中国的李约瑟

书与人：帕慕克中国行

【科 技】
健康：空气污染，殃及双腿

生命八卦：神经系统的清洁工

【专 栏】
投资物语：责人与责己

体育故事：北京恭候“刀锋跑者”

军事夜话：米－26直升机的秘密

个人问题：我奶奶